两宋风云，靖康之耻，熙宁变法真的是始作俑者？
《满江红·怒发冲冠》：“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历代封建王朝一直都面临着北方政权的威胁。然而像靖康之变一样的耻辱，却是汉民族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一次巨大灾难。
根据《靖康稗史笺证》记载，在这次灾难之中，宋徽宗、宋钦宗以及诸多皇室成员、大臣、嫔妃等三千余人全被掳走，而北宋都城东京的所有积蓄也全被洗劫一空。即便至今，人们在看待这件事情时依旧满腔愤恨。一个国家的尊严被金人践踏，而北宋以及南宋却毫无作为。
然而就当普通人将所有的责任都归结于北宋王朝的腐朽政治体系之时，明朝的一部分史学家却认为熙宁变法才是导致靖康之变的真正缘由，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没有熙宁变法的影响，北宋就能够抵抗金兵的入侵？很多人对熙宁变法可能不太了解，但只要提到王安石变法，相信不少人都听说过。
在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向宋神宗建议发动变法，力求改变整个国家羸弱无比的现状。在他的心里面，如果变法能顺利完成，那么国家的财政、军事和民生都将获得极大程度的改善。到时，北方政权的威胁自然也会顺势减小。就目的而言，王安石变法本身并没有任何错误。不仅如此，这一次变法还是历史上除商鞅变法外，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变革运动。
如果能顺利完成，那么自北宋之后的历史都有可能因此改变。然而在变法的过程之中，王安石变法却像昔日的许多改革制度一样，遭遇了许多困难。以“三大矛盾”和“三冗两积”为例，王安石在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时就开始变法，其实就注定变法最终会走向失败。
首先是三大矛盾，分别是阶级矛盾、民族对立矛盾以及内部斗争矛盾。阶级矛盾其实很好理解，就是地主、权贵与普通老百姓之间的矛盾。可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阶级矛盾，绝对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阶级对立。这件事情的起因还要从北宋初期开始说起，北宋统治者为了赢得地主、权贵的拥护，一直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意思就是放任地主和权贵肆无忌惮的兼并土地。
这样一来，国家土地高度集中，普通老百姓想要生存就只能给地主打工。不仅如此，在兼并了土地之后，地主们甚至不用缴纳税收，而国家的财政收入则全部由普通老百姓支撑，试问哪一个王朝的百姓能忍受。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财政收入自然就越来越少。
为了改善这样的情况，王安石提出“方田均税法”，意思就是以“方田”来规定税收。老百姓面对这样的变法自然是十分高兴的，可享乐百余年的权贵又怎能忍受。在他们的大力阻挠下，变法想要成功显然是不现实的。除此以外，宋朝与西夏、辽国之间的对立矛盾以及朝堂内部的集团争斗也限制了改革的发展，让王安石变法仅仅只在部分地区得以实行。
其次就是三冗两积，冗官、冗兵、冗费以及积贫和积弱，这也同样是北宋不得不面对的惨淡光景。过多的官职、军队以及极少的财政收入，国家想要通过一次变法来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根本不现实。也正因如此，王安石在变法失败以后，很快就导致“人臣争胜”的现象出现。尤其是君王还是宋徽宗这样的昏君，奸臣自然就有了上位的机会。
在这样的情况下，小人获得极大的权力，整个北宋朝堂开始不断地堕落，国家也变得越来越腐朽不堪。对此，明朝内阁的首辅大学士叶向高还在《宋论》中提到：国家朝堂之中出现小人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小人当道，那就是国家的灾难。北宋在这之后被金国所灭，自然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可事实上，如果没有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北宋又能否逃过靖康之变的劫难呢？答案其实是否定的。后人在评价北宋时，大都会想到“多文人而少武将”，苏轼、欧阳修、王安石等，都是一等一的文学才子，却极少有拿出手的武将。这才导致北宋在面对金国入侵的时候，根本没有多少能肩负重任的大将。
然而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最终还是要看君王能否更好地运用他们的才能。南宋有岳飞这样的千古名将，却依然逃不过覆灭的命运，这难道不是因为君王的昏庸？由此可以看出，王安石变法只不过是导致北宋覆灭的某一个因素而已。如果宋徽宗或者宋钦宗能做到知人善任，那么即便最终依旧会败给金国，也不至于落到被人活捉俘虏的下场。
古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评价，一方面是放大了王安石的责任，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皇权的敬畏。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毕竟在封建王朝统治时期，无论皇帝无论犯下什么样的过错，人们都不能做太多的评价。不过到了现代社会，人们如果还因此而有失公允，那未免有些愚昧无知。
参考资料：
《满江红·怒发冲冠》
《宋论》
《靖康稗史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