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很多人都知道李白是“诗仙”，杜甫是“诗圣”，但问到“诗魔”是谁，却出现了很多种不同版本的回答。这说明国内人气这块，白居易是弱于李白、杜甫的。

然而在日本，白居易的影响力却远超李杜，可以说他是中国文学史上对日本影响最大的作家——他是唯一一位在世时就被日本人修建神社祭祀的唐代诗人，至今日本京都每年一度举行的祗园祭节庆仪式中的仍保留着祭祀"白乐天神"的古老习俗。

日本汉学家大江维时在编纂唐诗精选时，曾挑选了153名诗人的1110联唐诗七言佳句，划分为四时、时节、天象、地理、人事等十五部，其中白居易一人就占了535联。

《源氏物语》引用中国典籍185处，其中106处来自白诗；日本皇室甚至设立“侍读官”，专门研习《白氏文集》。

广岛大学副教授陈翀曾经说过：“白居易研究，在中国或只是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然在日本却宛如一个小宇宙，横跨中国文学与日本国语国文学两大分野，涵盖了文学、语学、版本、训点研究等多个领域，成为了日本古典学研究的一道特殊风景线”。

为什么，同为诗人，白居易能在日本人心中取得如此高的影响力呢？

一，

公元838年，日本遣唐使藤原岳守从唐朝商人手中购得《元白诗笔》，献予仁明天皇。自此，白居易的诗集在日本皇室掀起狂潮。嵯峨天皇将《白氏文集》视为“枕秘”，日夜研读，甚至故意念错诗句以测试臣子是否熟读白诗13。醍醐天皇更直言：“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卷是也。”

皇室的推崇，直接塑造了日本文坛的风向。 平安时代的贵族阶层以吟诵白诗为高雅修养的象征，甚至发展出“白诗考试”——若能在宴席上即兴引用白居易的诗句，便能赢得赞誉。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化崇拜，使得白居易的作品迅速渗透至日本社会的每个角落。

相比之下，李白、杜甫的诗集因战乱散佚，传入日本较晚，且语言更为艰深，未能形成类似的传播浪潮。

二，

1988年7月，日本中国文化显彰会在洛阳白园修建了一座白居易纪念碑，纪念碑上日本人用中日两种文字刻下了这样一段话：

"伟大的诗人白居易先生：

您是日本文化的恩人，

您是日本举国敬仰的文学家，

您对日本之贡献恩重如山，

万古流芳，吾辈永志不忘，

仅呈碑颂之。"

白居易的诗以“通俗易懂”著称。传说他每作新诗，必先读给老妇人听，若对方不解，便反复修改，直至明白。这种“平民化”的创作风格，恰好符合日本平安时代贵族学习汉诗的需求。

对于非汉语母语的日本文人来说，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无需注释即可理解，而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秋兴八首》则需深厚的汉学功底。

然而，通俗绝不意味着浅薄。白居易的诗歌虽平易近人，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智慧。他的感伤诗如《长恨歌》中"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永恒咏叹，闲适诗如《钱塘湖春行》"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的细腻描摹，都与日本平安时代贵族崇尚的"物哀"美学——那种对生命无常、美好易逝的感伤情怀——产生了强烈共鸣。

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在获奖演讲《我在美丽的日本》中，用"雪月花时最怀友"来诠释日本传统美学的精髓。这句话用自白居易《寄殷协律》"琴诗酒伴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的名言，生动展现了白诗如何深刻影响了日本人的审美意识。

川端康成解释道，“雪、月、花”指的是四季时令变化之美，而“最怀友”则指的是由对美的感动而诱发出的对人的怀念之情。这种对自然和人生的深刻感悟，正是白居易诗歌的核心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