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们说自己是汉人？而非唐人，秦人或清人？原来真相是这样
前言
在自我定位的迷雾中，我们自称为汉人，却很少听到唐人、秦人或清人。这一选择的背后，是历史深处的一段微妙变迁。为何我们将自己寄托于汉人这一身份，而非其他代表着不同王朝的标签？
逐步积累 踏实强国
西汉的创立者，是出身寒门的刘邦。经过与当时的强横一世的西楚霸王项羽的长期对抗和竞争，刘邦终于在垓下之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一统六国，建立汉朝。
与其说刘邦有超人的谋略和作为，不如说是他足够的恃才傲物和幸运。刘邦并不像秦朝建立者那样雄心勃勃。他更像是顺应天意、乘势而上的政权创立者。刘邦本人也深知自己的能力局限性，所以他上台伊始就采取了稳扎稳打的发展策略。
他派自己的心腹张良出任相国，与另一名大将韩信共同负责国政军务。在二人的主持下，西汉初年采取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方针，尽量减少政策操作和征战，使国家社会尽快恢复元气，休养生息。这种渐进、稳健的方针，为日后汉朝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刘邦与张良的这种君臣搭配模式，为后世所推崇。轻言理想抱负，务实增进民生，这是一个新朝代必经的过程。汉高祖之子汉惠帝、汉文帝接续这种政策主线，使西汉国力日渐增强。到了汉景帝、汉武帝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蓄力，西汉终于积蓄足够实力对外用兵，一鸣惊人。
如果没有西汉初年这种稳扎稳打、渐进发展的方针，以刘邦当时的政权基础很难支撑长期对外扩张。所以从这个角度说，西汉前期的“无为而治”实为汉朝百年基业的重要奠基石。
武功赫赫 雄风774457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驾崩，年仅八岁的刘彻继位，就是后来的汉武帝。或许是本性所致，又或许是继承灭绝之祸的压力，这个小皇帝显露出极其强烈的权力欲望。他处心积虑要让汉朝国势再上新的台阶，所以一登基就大刀阔斧改革内政、用兵对外。
刘彻最先解决的，是西北方向的匈奴问题。匈奴是一个遥远而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汉初几位皇帝为缓兵之计，曾多次通过公主和亲等方式暂时缓和双方关系，以便汉朝国力进一步增长。但是匈奴的侵扰从未真正停止过，汉民死伤不断。
刘彻十分不满这种局面。公元前127年，他亲自率领汉军五路出击，深入匈奴腹地。这次大战一举打垮了匈奴主力部队，匈奴单于仓皇出逃。 公元前119年，刘彻再次大败匈奴军，迫使匈奴单于带领部下率数十万人南迁至陕西、甘肃一带的河套地区。
而汉军也乘胜追击，占领了河套地区，并设置朔方、五原等郡加以管理。这使汉朝的疆域真正延伸至今天的河套地区，并彻底解决汉北部的遭到袭扰的问题。这标志着汉朝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帝国。
就在刘彻对外大举用兵的时候，他也对国内进行了彻底变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学术文化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此之前，受限于崔寔的百家综合思想，汉初几任皇帝没有全面提倡儒家。
刘彻则力排众议，罢免崔相的党羽，极力扶植儒生董仲舒进入政府高层。董仲舒上书论述了“明德”的重要性，这正适合当时汉朝的政治需要。
董仲舒还创建了汉朝科举制度中最初的“明经”“进士”等考试，使儒家学说通过导向分明的科举逐渐成为正统思想。这无疑增强了汉政府的思想支配力和合法性，也使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人更加认同儒家视角，增强汉朝的认同感。
经过内政整合和对外征战，到西汉后期，全盛时期的国势已然显现。据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自太初至本纪第七百四十四年历尧舜夏商周而至汉武帝本纪第七年，所通商贾远近不同域者未或过今时也。”可见汉武帝时代的经济文明已经空前繁荣，这是国力强盛的重要标志。
中兴汉室 民族精神
汉武帝驾崩后，西汉国势渐衰。到了新朝和东汉初年，更是出现内乱频发，分裂局面。好在东汉初期有光武帝刘秀等正直宽厚而又英明果断的君主。在一系列政治整合和北伐胡人的战争后，光武帝重新统一了汉朝全境，开始东汉的长治久安。
光武帝本是汉景帝之后，在内战、内乱中逃窜求生的普通百姓。他的个人传奇经历无疑增强了人们对其合法性的认同。光武帝上台后推行宽和节俭的政策，召回流离各地的汉人士大夫共同治理国家，重新恢复西汉末年的察举制度与科举制度。这些措施使人心归附，社会逐步走向安定。
在成功统一中原的基础上，光武帝又亲征匈奴，取得河朔二地。这使汉人的疆土几乎全部恢复。在他去世前，还选定年仅八岁的侄子刘殇为继承人，确保皇权稳定传承。可以说，东汉的中兴之业有赖于光武这位初代皇帝的贤能。再一次证明汉朝有着强大的自我恢复力量。
同时，五胡乱华的早期历史阶段正好在东汉中叶。汉语、汉族与中原文明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时期成功挺过去，为后人树立起强大精神支柱。这种顽强求生的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所有汉人的后代，不断增强他们内心的民族认同感。
渐行渐远 磐石难移
公元220年，汉王朝最终灭亡。此后数百年间中原局势动荡，外族入侵，然而“汉”这一概念和认同却从未真正消亡。无论后世北方政权多么强盛;无论统治者信奉多么不同的宗教;老百姓生活在何种外来文化氛围里，他们骨子里始终有一种“我是汉人”的自豪和认同感。
造就这种顽强民族精神和文化认同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汉朝作为秦朝之后的第一个百年大一统王朝，其合法性得天独厚。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是盘踞一方，统一时间短暂。汉朝的长期统治奠定人心认知的基础。
第二，两汉时期的强盛程度为后人树立起流传久远的精神标杆。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边疆开拓的辉煌业绩至今为后人津津乐道。这为老百姓心中对光荣历史的憧憬提供了立足点，是一种超越个体生命的精神寄托。
第三，两汉文化高度发达。从汉武帝独尊儒术、推行明经科始至东汉名家辈出的鼎盛景象，儒学文化在这一时期内生根、开花、结果，奠定中华文明发展基础。这使汉文化与中华文明几乎划上等号，增强文化认同感。
第四，相对而言区区十几年的夏商周时期，及两百余年的短暂秦朝，都难以和前后六百年的两汉政权相提并论。足够长的时间考验，使“汉”成为老百姓心中最深层的认知和认同。
最后，两汉开创的选拔官员的科举制为后世所传承发扬，使得素质较高的普通百姓也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荣登仕途。这与西方世袭贵族的社会形态完全不同，民本精神无疑也增强了百姓对汉朝文化的认同。
结语
以上种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使得“汉人”这一称谓获得空前的凝聚力和历史感召力。哪怕在元清等少数民族王朝统治的几百年间，人们内心的这层认同也从未动摇过。正如磐石巍然，任历史风浪来去，这块根基依旧牢固。作为汉人的后代，我们不禁要反思两汉的盛世辉煌所提供的宝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