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新政府的人事安排充满玄机。在组建过程中，各方势力博弈激烈，众多关键职位的人选历经反复权衡。一些传统政党与新兴政治力量的融合，使得人事布局更为复杂。从内阁部长到各级官员，每一个任命都像是一场政治棋局中的棋子布局，背后蕴含着不同政治理念的碰撞与妥协。这不仅关系到新政府的政策走向，也影响着德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各方在人事安排上的微妙考量，展现出德国政治生态的多元与变幻，为新政府的运作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与悬念。

默茨的艰难改革

当地时间5月6日，经历过山车般的一天后，默茨从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手中接过任命书，正式成为德国新一任总理。随后，其内阁成员也依次宣誓就职。

德国这一任政府，走过了一段极其坎坷的旅程。2024年深秋，“交通灯”熄灭，朔尔茨成了看守总理。随后的组阁谈判，遵循了史无前例的严格保密程序。19个工作组，全体不得向外界透露分毫，连自拍都不允许。

就在当天的联邦议院首轮投票中，默茨宣告落败，打破了德国的政治惯例。直到第二轮投票，他才艰难过关。

5月5日，德国联盟党同社民党在首都柏林正式签署联合执政协议。图/视觉中国

“整体安全”和权力强化

德国政府人事安排里，既有对现实政治的考虑，也有联盟党和社民党面临局势动荡重组、重新找到自身定位和专长的尝试。目前，默茨所在的联盟党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5日，联盟党和社民党签署联合执政协议。

组阁谈判是基民盟领导的，自然他们有更多先机。就组阁的情况来看，直观表现是总理府、外交部和经济部同时掌握在基民盟手中，而且总理府下设国家安全委员会。

这种前所未有的做法是一份清楚的权力宣言。按惯例，第一执政党常把外交部交给友党，且距离上一次基民盟执掌外交部已过去60年。基民盟这次无论如何都要把外交部攥在手里，表面原因是上一届外交部同总理府争权破坏了执政伙伴间的信任，将后人的路堵死了。还有一层原因是，外交素来是社民党的强项，但在国际政治机遇和挑战并存的风口里，又隐藏着靠外交“上大分”的机会。其背后是政治思路的根本调整：外交、安全和经济要放在一起考虑。相较于战术策略和权力博弈，这样的调整可能更重要，影响也更深远。

国际秩序的动荡会让不少人浑水摸鱼，游戏规则的混浊也会使同一个概念被各种势力赋予不同含义。2023年德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出“整体安全”概念，意指安全不仅仅是军事问题，还包括经济、生态、网络、社会等各个维度。但究竟以哪个维度为出发点？又如何实现？相关各方在定义以及路径上存在不小分歧。

左翼与公民社会视角认为，外交、安全与经济应围绕和平、公正与可持续发展展开，而非以执政团体的利益为导向，反对军事化逻辑，主张以发展合作与多边机制替代地缘对抗。保守派提出国家利益与防御能力优先，经济政策应服务于国家安全。另一些政治人士一提“整体安全”就是定向“去风险化”和反制“制度性对手”。经济界则认为，经济手段也是战略工具，技术、供应链、资源控制权正逐渐成为国家权力的核心要素，外交应以增强经济韧性与全球市场话语权为导向。而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德国外交政策协会这类智库主张不要把“整体安全”变成一种口号，而是将其用作一种分析框架。

行政结构变动，也给了默茨在强化权力上更多可操作的空间，他要把所有线头强势握于己手。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在总理府，参谋部由他的长期幕僚长施罗特领导。相应地，无论是议会党团还是政府中的其他相关部门，在外交事务上的讨论空间都会减弱。外交部与国家安全委员会重叠的职能，也未被划分清楚。

另有种种迹象表明，默茨非常重视总理府架构的搭建。他谨慎挑选的各部门负责人中，多为有外交及情报背景的人选。他非常属意、从外交部调任总理府第五部负责人的柯慕贤（Michael Clauss）被认为是中国问题专家，同时在布鲁塞尔也有良好人脉，曾任德国驻华大使，后任德国常驻欧盟代表。这份精心挑选的履历结合了两边经验，或许也会擦出火花。

不难看出，本届政府在启程阶段的雄心壮志里更有一种纠结。这正是朔尔茨执政时期的“时代转折”所延续下来的，是各方势力、各种思路正在争夺合法性和制高点过程中所投下的纷乱的影子。

5月6日，德国新一届联邦政府举行了首次内阁会议。图/视觉中国

“既要又要还要”的困局

默茨重视外交，外交部长之位落入有专业知识背景且是默茨亲信的约翰·瓦德弗尔手中。

这次达成的组阁协议，也首先指出外部挑战：“世界在变革中。权力结构产生了位移，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制度性竞争正在挑战我们的国家。”协议随后提到俄乌冲突的实际威胁以及可能引发的动荡，称“我们要加强社会凝聚力，使秩序自内而外具有免疫力”，“内部安全、民主的防御能力和经济韧性，这些都与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行动能力密不可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到了协议正文部分，外交和安全这一章却像是在今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前就写好的。和内政部分的内容清晰与细化不一样的是，外交和安全章节里很多表述缺乏细节，联系起来看显得“既要又要还要”。一方面强调要加强国防，但国防开支占比多少？是否要恢复义务兵役制？怎样征兵？没有定论。即使对核安全这种事关生死存亡的话题，协议也依然一厢情愿地“坚持核共享”。要知道，德国的核保护伞其实是由美国提供的，但近来特朗普政府已不止一次地表现出不愿让欧洲“搭便车”的意思。要是美国不提供，靠什么“坚持”？这样的表述，听上去几乎是在“表忠心”。

今年的慕安会后，默茨本人多次宣布德国要“长大成人”：“欧洲必须摆脱美国永远的小弟角色。我们不能总是等美国来决定什么对我们有好处。”如今新上任的外长是鹰派，致力于推进跨大西洋关系，和默茨一直以来的立场相近。但最重要的可能还是瓦德弗尔这句表态：“新联邦政府的政策是从一个模子里浇灌出来的。”

开国总理阿登纳“把德国牢牢嵌入西方”，被誉为“阿登纳时刻”。默茨的“长大成人”说，也被保守派比作他的“阿登纳时刻”。现在要把德国嵌入哪里呢？默茨认为最重要的基石是欧洲。但是，眼下欧洲心有余而力不足。是更团结的欧洲还是容纳性更强的欧洲，到底哪个版本呢？目前也还没看到能兼顾的办法。何况，和美国大半个世纪的利益以及叙事的深度嵌入并不能说断就断。自由派固然可以庆祝战略自主是政治成熟的体现，但保守派担忧“不切实际地与美国脱钩”以致冒进翻车也并非毫无道理。正如洪堡大学政治学教授明克勒所指出的，要想自主，真正的痛点在于“必须始终具有反抗与防御能力以及财政可行性，否则它就只是象征性政治”。

或许在乱枪频放的环境里，谨慎公开下定论是可以理解的。政治家在公开演说里“既要又要还要”是一种风格，但实际操作中缺乏优先级和清晰度会使所有行为茫然失据，最后哪一点也没做成。2023年德国政府出台的中国战略以三重身份来定义中国，看似谈到很多，却在多个细节上不能明确自洽，即多个势力多种思路争持难下，最后还是要落入“既要又要还要”的困局。

5月7日，新任德国总理默茨（中）和外交部长瓦德弗尔（右）乘飞机出访法国。图/视觉中国

伙伴还是对手？

与此相关的还有如何做外交的方法论。例如，气候保护原则上将回归环境部。在“交通灯”政府时期，该部曾改名环境、自然保护、核安全和消费者保护部（简称BMUV），如今被“降格”为处理荒野、森林或海藻如何帮助抵御二氧化碳的上升这类自然问题的“工具人”，而经济与环保部（简称BMWK）和外交部则负责决定大方向。

2021年，贝尔伯克入主外交部，力推“环保外交”，修改了外交职能与范畴。在她牵头下，外交部取代环境部成了联合国气候大会在德国的牵头部门。与此同时，在哈贝克领导下，经济部与环境部合并，将气候保护同能源转型和产业政策进行了捆绑。跟随这种思路，气候政策的地缘政治化成为“交通灯”政府时期反复出现的外交主题，贝尔伯克在任期间就多次批评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享有若干便利。而默茨新政府紧张搭建的过程中，前气候国务秘书摩根反复劝说不要放弃这个“正在成形的市场”：“外交部有很大影响力，目前需要这种影响力，气候保护和气候政策是地缘政治。”对此，瓦德弗尔表示，尽管气候政策也属于安全政策范畴，但国际气候外交的责任将移交给社民党领导的环境部。

但是，政治势力绝非单一决定因素。一切纠结，终究其缘由是观念标准与利益间出现了巨大错位且无法整合。

过去一年，美国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在关税政策背景下，奥迪已暂停向美国交付汽车。《法兰克福汇报》周日商业版主编以“世纪风暴中的德国汽车业”为题写道：“分析人士估计，特朗普关税可能会使宝马和奔驰今年营业利润各损失20多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60亿元），大众汽车损失可超过30亿欧元。这是它们营业利润的五分之一。没人知道美国是否会继续征收进口税。但这正是问题所在：不确定性就是毒药。”

复活节刚过，德国几家主流媒体就专题报道了他们称之为“如今世界上最重要的汽车博览会”的上海车展，对中国技术抱着谦虚的态度，对中国发展更是不吝于“正能量”描述，想要传递的信息呼之欲出。德国电视二台主持人朗茨在节目中形容，万斯对欧洲的指手画脚使他“终于明白了中国人在面对贝尔伯克女士时的感受”。

30多家在华有业务的德国公司共同向默茨内阁提交了一份倡议文件，将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所引发的国际动荡视为改变方向的契机。他们希望改变政府的地缘政治取向，将中国更多地视为合作伙伴而非对手。他们同样也具有统筹性思维，这不仅是因为几家DAX指数公司三分之一营业额来自中国，特朗普可能强迫欧洲选边站，德国也可能因为含混不清的对华“去风险化”在科技发展与全球竞争里错过一班车，这些都值得深思熟虑。

人事布局和力量分配

基民盟联邦委员会是党内仅次于党代会的第二大权力机构。与党代会相比，联邦委员会的优势在于代表人数少得多，不仅运行效率更高，而且决策也更具可预测性。就在大选前不久，基民盟再次修改了章程，以便联邦委员会能够批准联盟协议。

基民盟各部门也相应作出调整。与默克尔执政时期不一样的是，基民盟党部不会成为总理府的前哨站。因此，联盟党班子里，有一人虽不在内阁，却不应被忽视。此人就是基民盟党团领袖施潘恩。尽管他表明愿意遵守纪律，但他将从保守的方向成为总理的制衡者。这与基民盟内阁团队不一样，后者大多数没什么历史包袱，他们的一致性不仅体现在其外在特征上，也体现在内部人事博弈上。

现年44岁的施潘恩已在联邦议院任职23年，虽然年轻，却是相当老练的职业政治人。施潘恩有权力意识，人脉广且自信。尽管和默茨同属党内保守派，但与默茨关系不算融洽，在选举中甚至站到过默茨对立面，或直接与默茨竞争，或支持默茨的对手。或许是因为自信，他很难被“驯服”，施潘恩曾在默克尔第四届政府中任卫生部长，却并没减轻对默克尔的批评。但是，作为基民盟保守派年轻世代的代表，施潘恩在党内有其让默茨无法回避的分量。就像曾经的默克尔引人事为渠来步步铺设党的路线迁徙一样，施潘恩到了议会党团领袖的位置上，意味着保守势力不仅回归，而且后继有人。

保守势力的回归还体现在内阁人选安排上。本届政府，代表基民盟与社会政策交集的基督教民主工人协会无一人进入内阁。协会主席拉德克公开表达了愤怒，在社交平台X上写道：“据我所知，历届政府中，只有基民盟在野的时期没有基督教民主工人协会的参与。”

但毕竟，默克尔时代后的基民盟已无法完全回到默茨曾如鱼得水的20世纪90年代初，尤其是在它本身支持率就面临巨大压力的当下。因此，默茨必须与默克尔的势力达到一定和解。政府人事上，瓦德弗尔和教育部长普琳都来自石荷州，其州长京特素与默克尔亲近。普琳本人更是默克尔执政后期的忠实追随者。内政部长多布林特，也曾在默克尔政府任交通部长。

势力分配和代际传承也是社民党的重要议题。联盟党率先全部推出他们的部长人选后，“大联盟”是否成立，就看社民党的决定了。近期历史表明，同联盟党联手组阁对德国是好事，但总会给社民党带来支持率下跌。4月最后一天，社民党集体投票通过组阁协议，赞成率为84.6%。这说明党内基层在激烈争执后达成共识：如果一个大党不愿或不能参与一个不那么舒服却必要的执政，那么它会变得无足轻重。社民党总书记米尔施在宣布票数时表示很“骄傲”，因为“这不是我们党的事儿，这是国家的事儿”。不过，在承担国家责任的同时，社民党也必须严肃考虑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支持率只有16.5%了，还能再跌吗？在党部和政府人选上，他们如今更需谨慎布局。

社民党党内高层对各自去向并非没有纠结。以克林拜尔为首，他就面临是加入政府还是继续担任党的领袖的问题。社民党在大选中取得史上最差结果，但克林拜尔却同时领导了党、议会党团和组阁谈判。想要在2029年下届大选中成为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执政经验以及在公众视野里的更多曝光肯定有帮助。最终他担任了新政府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但是，留任国防部且在“交通灯”政府任内已呼声较高的皮斯托利乌斯会成为他的有力竞争者。另一方面，一个党手握两个内阁关键职位也不失为一种保险策略。

和人事构成相辅相成的同样是政策内容。组阁谈判中，克林拜尔多次征求前总理朔尔茨的意见。朔尔茨虽在联邦选举中失利，却仍赢了波茨坦选区。他是除柏林以外东德地区唯一的建制派直选议员，其余的直选议席基本落入选择党和左党了。很显然，默茨的团队铆足了劲要在国际舞台上挣得风光。相较之下，社民党就只能在内政问题上争取更大的发挥空间。

最后几天，社民党的人选名单终于放出，代表左翼的艾斯肯没进入内阁。执政势力上，左翼和偏向和平的一翼同时被削弱，党高层里又多了一批少壮派的名字。

“政治变革”的前路

默茨新政府宣誓就职的头一天，在德国国防部所在的本德勒大院，前任总理朔尔茨的卸任典礼，以传统“归营号角”的形式举行。

朔尔茨的三首自选曲目暗扣了他想说的话和他的思考者气质：一首歌名为《尊重》、一首巴赫的选段、一首披头士的《在我生命中》。以沉思、抒情为基调的音乐和过去一段时间风暴般的氛围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当今显得格外可贵。但或许，它们才体现了当下德国某种深层次的整体心情：回望“永恒的和平”逝去的茫然，看向未来时努力保持的勇气以及对理性能带回确定感与秩序的期待。在奏响国歌前，还有一首《我们祈祷爱的力量》。或许是火把光线的缘故，温暖春夜里，朔尔茨一贯表情克制的脸上显出动容的神情。

披头士，正是来自朔尔茨在政治上成长的年代。在理想似已崩坏的当下，他不无留恋地挑选了那个曾满怀热情倡导过公正、爱与和平的时代的声音。似乎有什么在提醒人们深思，这几十年走过了怎样的路，又是如何到了今天的田地。

在曾经那个叛逆的年代，世界和今天一样处在剧变中。基民盟上一次执掌外交部也就在那时：1972年，基民盟籍外长格哈德·施罗德（与社民党籍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同名）访问中国，中国与当时的联邦德国建交。原本施罗德是仇视社会主义阵营的，但为了和当时社民党的“东线外交”带来的压力形成抗衡，他不得不抛弃成见，在尼克松后访华。这项成就，即便是国内保守派也赞誉：“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卓越的转折点。”

朔尔茨带给人的思考也是给默茨政府留下的一个钩子。早在选战期间，就有人拿三位总理的姓氏开“地狱玩笑”：默克尔（Merkel）+朔尔茨（Scholz）=默茨（Merz）；朔尔茨（Scholz）+默茨（Merz）=痛苦（Schmerz）！默茨放话要“政治变革”，也说过“头100天，所有人必须全力以赴，因为这100天会决定整个任期”。与某些短期的具体的痛苦相比，新的观念与利益整合的道路将更为漫长艰辛。但也许，这才是题眼所在。

（作者系德国汉堡大学社会学者、汉堡文化与媒体部顾问）

作者：周睿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