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平反的象征”赵作海病逝，这一事件令人感慨万千。曾因冤案饱受牢狱之苦，重获自由后，本应迎来安稳的晚年，然而却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自由虽已归来，但因多年牢狱生活，他在经济上或许存在着一定的缺失，钱成为他生活中不得不面对的考量。同时，经历过那样巨大的冤屈与磨难，他的内心始终难以完全安稳，那些过往的阴影或许会伴随他直至生命的终结。赵作海的经历，既是对法治建设的深刻警示，也是对那些曾蒙冤者后续生活的沉重思考。

▲2014年4月14日，河南商丘，赵作海躺在垃圾集中站旁的沙发上小憩 图/视觉中国

赵作海的平反有一个偶然因素——亡者归来。他的遭遇“推进了中国命案制度的改进，不再强求‘命案必破’，理论上会减少很多冤假错案”。

11年牢狱生涯切断了赵作海的社会化过程，那笔赔偿款也没给他换来安稳。他在人前活成“冤案受害者”，在人后像一个在原地转圈的老头。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陈佳慧

南方周末实习生 王诗娴 陈宇翊

编辑 / 谭畅

2025年3月24日凌晨，赵作海在河南商丘一家医院去世，终年73岁。他的遗体随后被运回老家柘城县赵楼村，埋在自家麦地里。下葬时，麦苗已长到齐膝盖高。

赵作海的叔叔赵振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赵作海的葬礼来了21桌人，不算多，但也不算太冷清。赵作海的四个儿女中，只有大儿子和闺女回村披麻戴孝，另外两个儿子没有出现。

15年前，他是中国最知名的冤案当事人之一。在无法确认死者是谁的情况下，他因为“杀人”被判死缓，入狱11年。直到“亡者归来”，他才被改判无罪。那是2010年全国关注的新闻，他成为冤案平反、法治进步的象征人物之一。

赵作海得到了65万元国家赔偿款和困难补助金，之后短短几年，这笔钱又以不同形式离他而去。前媒体人孙旭阳曾跟踪报道此案多年，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赵作海的公共符号价值与日常生活是剥离的，在日常生活中，“他就是一个突然发了一笔横财的老农”。

冤假错案的象征人物

1999年5月9日，赵作海被刑拘。那年，他47岁。自那日起，直到2010年5月9日被河南省高院宣告无罪，他在监狱中待了整整11年。出狱时，他58岁，短发全白。

赵作海是河南商丘柘城县老王集镇赵楼村人。1997年10月，同村村民赵振晌在与他发生冲突后失踪。两年后，一具无头尸体在村边被发现，警方认定尸体就是赵振晌，将赵作海列为犯罪嫌疑人。

那是一个证据链并不完整的案子。判决书称，两人均与一名叫甘花的女性发生关系，最终酿成情杀。据南方周末此前报道，判决书中描述，“赵作海与甘花通奸时被赵振晌撞见……赵振晌持刀将赵作海头面部砍伤……追赶到赵作海家院内”，“赵作海持刀将赵振晌杀死并将尸体肢解、隐藏”。

2002年，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赵作海死刑，缓刑2年。两次减刑后，他的刑期被缩减为20年。在11年的牢狱中，他没有申诉，也没有喊冤。

直到2010年4月30日，“被害人”赵振晌突然回到村里，案件发生戏剧性反转。5月8日，河南省高院作出刑事再审判决：撤销该院刑事裁定和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次日，赵作海被释放。

赵作海案引起全国性关注，被称为“河南版佘祥林案”。不少媒体开始关注刑讯逼供、超长羁押、命案必破等问题。他也成为冤假错案的象征人物之一。

赵作海短暂地成了“平反标本”和“维权品牌”。那段时间，他跟随“中国民告官网站”站长蔺文财四处走动，去过上海、成都、长春、昆明。不识字的赵作海有了新身份——公民维权代理人。

孙旭阳记得，第一次见到赵作海是在2010年10月初，那时赵作海已住进了政府给他新盖的房子。那天，有个来自柘城的苦主找上门，希望借着记者在场的机会，说说自己家祖坟被强拆的事。赵作海穿着西装，坐在堂屋的长椅上，对那人说：“你有啥冤屈，给我说说。”

孙旭阳认为，赵作海的平反有一个偶然因素——亡者归来。“赵作海的遭遇还是推进了中国命案制度的改进，不再强求‘命案必破’，理论上会减少很多冤假错案。”

赔偿款没换来安稳

离开监狱后的几年里，赵作海经历了一段短暂而混乱的生活。他得到了迟来的自由，也得到了65万元，这或是他一生中拥有过的最大一笔钱，那年他58岁。但他很快发现，生活中不只有官司，还有更复杂的人情、金钱问题。

最早的钱花在家庭上。他给大儿子娶了媳妇，花了几万元；不久后，大儿子又从他的存折上取走14万元，没有打招呼。赵作海说自己在监狱待了11年，和儿子感情生疏，平时见了也没什么话说。

2011年，赵作海与一位找他申冤的苦主李素兰领证结婚，因与儿媳不合，赵李夫妇搬离赵楼村，常年租住在商丘市。亲戚之间也因借钱问题闹僵，赵作海曾对媒体说：“借也闹僵，不借也闹僵，还不如不借。有几个钱我自己花着，不走亲戚了。”

赵振举说，他是主动不与赵作海来往的，因为对方在媒体上说给了他钱，但他并未收到钱，所以就不再来往了。赵振举称，他曾为侄子的冤案出过力，找媒体报道过。断交后，两人见面也不打招呼。

接下来的几年，赵作海先后陷入多个骗局。他曾参与过“西部大开发扶贫工程”，后来才知道是传销，被套进去17.5万元；他和李素兰开了家小旅馆，不到9个月旅馆倒闭，又赔了四五万；那之后，李素兰把剩下的钱投进了担保公司，没多久也没了。

他也曾尝试代理权健产品，2014年起，他开始吃权健的保健品、穿1068元一双的“保健鞋”、睡一万多元一张的“保健床垫”，喝1400元一盒的“发酵饮品”，直到2019年权健因传销被查封后，他仍然在吃。

赵作海有高血压、心脏病、脑梗塞，但他不吃西药。孙旭阳最后一次见到赵作海是在2015年春节前，李素兰告诉他，赵前两天得了脑梗，被送到医院，血压最高飙到220，但他不吃降压药，只听李素兰的吃一些保健品。

在孙旭阳看来，赵李二人是一个非常规的互相依存关系，李素兰处于主导地位，但是赵作海对李素兰也不完全信任，他把自己的钱看得挺死，有时候精神崩溃还会动手打李素兰。11年的牢狱生涯早已切断了赵作海的社会化过程，“他出狱后连手机都不知道是什么，又掌握了一大笔自身无法驾驭的钱财，各种遭遇几乎都是定数。”孙旭阳说。

身体变差了，钱也没了。商丘市中院给赵作海安排了抄水表的活，每月1800元。后来，商丘市梁园区法院给李素兰安排了清扫会议室的活，也是每月1800元。他们住的房子是商丘市中院帮他们租的三室两厅，水电费报销，每年房租1万元。

赵作海很少回村，一年回去两三趟，在家待一两天就走。赵振举记得，他最后一次回村是今年正月，那时候他已患病，肚子看上去有点肿，但不知道是什么病。

那笔赔偿款最终也没给赵作海换来安稳，他在人前活成了“冤案受害者”，在人后像一个在原地转圈的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