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古时的绍兴盛产师爷？
为何古时的绍兴盛产师爷？
绍兴一地自古以盛产足智多谋的名谋而闻名天下。至清代，更是形成一个特殊的幕僚群体—绍兴师爷。
但是，人们一提到绍兴师爷，脑海中便会浮现戏剧舞台上那“狗头军师”的形象：尖嘴猴腮、鼻梁上架无边眼睛、眼珠子骨碌碌直转、一肚子“坏水” ……将绍兴师爷与那专门给主子出坏主意、馊点子的“狗头军师”挂上了钩。更有尖刻之人卖弄说，绍兴师爷中的“绍兴”两字，其繁体字就是一副活脱脱的“狗头军师”形象：“搞来搞去，终是小人；一张利嘴，一把笔刀；到处认同乡，东也戤半个月，西也戤半个月，一言以蔽之曰：八面玲珑剔透。”
“狗头军师”，原本是民间喻指那些爱给人出点子而主意又不高明的人，后引申为专门出坏主意的人。最早见诸于文字，大概是清代张南庄的《何典》第十回：“次日，又宣众鬼入朝，论功行赏；便封活死人为蓬头大将，地里鬼为狗头军师。”
那么，绍兴师爷真是所谓的“狗头军师”吗？其实大谬也！试想，当年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等，何许人也？岂能任凭一个“狗头军师”摆布，而且，事事处处倚仗之！所谓的“狗头军师”，或许只是绍兴师爷群体中的若干不入流之另类或曰败类。纵观绍兴师爷这一特殊群体之才具操守，实在与那“狗头军师”风马牛而不相及。倘若以偏概全，想当然地给绍兴师爷戴上一顶“狗头军师”的帽子，无疑有失公允与客观。
昔年的绍兴师爷既以饱学博识、睿智精明、处事周全作为从幕资本，又大多秉性耿介、刚直不阿，以匡扶正义为己任。如曾任明代抗倭名臣胡宗宪幕僚的徐（渭）文长，入幕意在抗倭，而非图升官发财。时督府威势森严，一般幕客皆“膝语蛇行，不敢举头”，惴惴然惟恐获罪。惟徐文长却始终戴敞乌巾，侃侃而谈，旁若无人，“矫节自好，无所顾请”。
绍兴师爷虽系幕僚，但他们“俨然以宾师相处”，恪守“尽心”、“尽言”、“不合则去”之从幕“三准则”。“尽心”即倾全力为幕主做事，不存异心；“尽言”即畅所欲言，不时纠正幕主在政务中之差错；“不合则去”，则指一旦幕主处事不公，虽经反复劝阻仍毫无转变，便可自行拂袖弃幕主而去。他们绝不会拘泥于某一幕主，为获取蝇头小利而伤天害理。他们大都心存天理、国法、人情。
绍兴师爷这一特殊群体的涌现，固然与封建官僚政治的演化密切相关，但也与绍兴一地独特的文化背景直接相关联。
绍兴一地，自春秋越王勾践争霸始，在大夫文种（此公应该是绍兴师爷的“祖师爷”。当年他向勾践献“七术”，最后仅用“三术”即灭吴，同时也引来杀身之祸）等的倡导下，便重视发展教育。西晋末叶，晋室南迁，是为东晋。山清水秀的绍兴招来众多北方士人聚首，文学流风由此应运而生，历南北朝而不衰。绍兴开始形成重读书的风尚，对求功名趋之若鹜，经隋唐、两宋的进一步强化，得以最终确立。所谓“无论文武，总以甲为重，谓文以途，否则胸怀韬略，学贯天下，皆目为异路”，读书求仕成为一代又一代绍兴人毕生的奋斗目标。
至清代，这股求仕之风更盛，从清顺治至宣统元年，绍兴一地中进士者多达六百三十八人次，中举人者二千三百六十一人次。如此众多获功名者，便产生产生两个结果：一方面官职有限，中士者只能候官补缺，期间，便大量作幕僚，使幕僚群体日益壮大；另一方面进一步剌激人们去苦下功夫读书，因为，一旦中举，可由清贫布衣走向高官厚禄。
绍兴师爷群体的出现，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即从顺治至乾隆四年屡兴文字狱。尤其是在处理汪景棋、查嗣庭一案时，突然诏停浙江乡试、会试，一时堵塞发绍兴学子登科入仕的通道。大量学人只得放弃科举，转向学律从幕。于是，日渐形成一个以家庭、乡土为纽带的幕僚群体。绍兴籍师爷龚萼在《雪鸿轩尺牍》中说：“吾乡之业于斯者不啻万家。”他们遍布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衙门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域性“师爷帮”，彼此声援，相互提携。其他乡籍的师爷也纷纷转投之，以“绍兴师爷”自称。
绍兴师爷大致分五类。一曰“书启师爷”，专替幕主起草各类文字；二曰“刑名师爷”，专管协助幕主审理刑事案件；三曰“钱粮师爷”，专门协同幕主办理财政、赋税；四曰“账房师爷”，有的衙门里则由钱粮师爷兼任，专替幕主管理重要账目；五曰“挂号师爷”，主要负责批牍（批答文件）；六曰“征比师爷”，负责考核征收田赋。
在整个清代，绍兴师爷深受诸多封疆大吏的器重。曾国藩的师爷房士杰系绍兴会稽人，左宗棠的师爷程埙系绍兴山阴人，张之洞的师爷马家鼎系绍兴会稽人，绍兴山阴的娄春藩则先后当过李鸿章、荣禄、袁世凯、端方等的师爷，一生备受礼遇。
另据《清代野史》记载，雍正年间的河南总督田文镜，其师爷邬斯道也是绍兴人。邬斯道曾替田文镜拟一折参劾当时权倾朝野的隆科多，雍正正好借题发挥，罢免了隆科多，并从此对这位邬师爷刮目相看。雍正曾在田文镜之请安奏折上批曰：“朕安，邬师爷安否？”当然，这也许只是后人在赞赏绍兴师爷时的一个演义。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