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教育环境和社会发展趋势下，中国高校的文科是否噩梦将至这一问题引发了广泛讨论。一方面，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一些传统文科领域可能面临着就业压力和转型挑战，比如某些纸质媒体相关专业。但另一方面，文科在培养人文素养、塑造价值观、推动社会文化发展等方面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高校也在积极调整文科专业设置，加强跨学科融合，以适应时代需求。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文科噩梦将至，而应看到其在新环境下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中国高校的文科，是否噩梦将至？

近日，复旦大学校长对媒体表示，该校将削减文科招生规模和比例，从原来的30%~40%，降低至20%。

而3月初，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相继宣布，今年各增加150个本科招生名额。此外，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10余所“双一流”高校，也将扩招本科生。而他们此次扩招的专业，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业态领域。

一减一扩，演绎着顶尖学府文理专业的两级分化，也更凸显AI学科专业的时代青睐。这是否预示着，承担着人文教育责任的文科，正在被AI时代所抛弃？这一趋势背后的影响有多大？大学文科在AI时代有没有突围的可能？

缩减文科，是对盲目扩招的纠偏

大学文科，向来被嘲讽没有多大作用。当DeepSeek等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厉害时，“文科无用论”甚嚣其上。等到复旦大学真的开始削减文科招生比例时，叹气的人就多了：复旦也顶不住了？中国大学真要抛弃文科吗？

说抛弃不至于，但文科生招生规模减少，甚至将会大幅缩减，却是不争的事实。近日，云南、山西等多地政府，对教育的调整和引导引发关注，文科专业规模收缩与理工农医类学科扩张，形成鲜明对比。

社会形势变化，专业随之调整与优化，再正常不过。即如这轮“双一流”高校扩招AI类专业，就是为了满足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才需求。但对于文科来说，缩招更像是对其几十年快速扩张的一种纠偏。

根据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王顶明的研究，文科生招生的占比，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14%，持续增加到2011年的超30%，而近10年则稳定在30%左右。

这么大规模的扩招，除了当时对法律、管理、国际贸易等人才的需求旺盛之外，也是因为文科投入少，扩招的门槛没那么大，你扩我扩大家都可以扩。

一窝蜂式盲目扩招的后果，就是文科人才市场总体饱和，以及培养的人才参差不齐难以满足市场真正需求，特别是在产业政策转向时，文科的就业率就不那么好看了。

就业不太好，收入也不太高，想报考的意愿就逐渐减少，高校顶不住，砍掉就业不佳或不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文科专业，也算是在市场的大棒下，对盲目扩张的纠偏了。

与其熙熙攘攘都挤在一条船上等待落水，不如下船再登另一条驶得更远的船。

文科不能“自废武功”

处在“文科无用论”嘲讽中的文科，尴尬之余祭出的回应，便是文科不同于理工科教育的优势，也就是文科教育对于人们的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领导力、跨文化理解能力、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的重要性，并声称这些能力在现代社会和未来时代（包括AI时代），都将是最重要的职场技能，也是理工科教育所不具备的核心优势。

可能他们还会强调，文科教育是“博雅教育”的基本内容，文科教育通过塑造人的根本观念，能够影响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

话说得慷锵有力，但其实自己内心可能也很清楚。文科教育早已“自废武功”，那些所谓的优势不仅没有成为优势，反而遭到了大幅的削弱。

文科的教育方式，值得探讨的地方不少。比如，偏离自己的初心，以统一化、格式化、封闭化的知识传授甚至知识灌输为主，而忽视了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等的培养，让文科生培养得更像是一个“传声筒”，这很难玩转AI时代；再如，文科重理论轻实践，且知识更新速度不如理工那么快。这就导致文科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了，在经济上，文科与理工科的差距只会越拉越大。

既不能很好地呼应社会需求，又不能真正关怀人类的未来发展，文科的“倒掉”其实并不冤。

文科的“价值理性”，是让AI更像人类

AI时代，文科还有未来吗？

这个问题是肯定的，文科不仅有未来，甚至还会在AI时代迎来华丽的转身——可能远比理工科更有用。

文科的“有用”，三五年之内不一定能看得出来，但在30年、50年的中长期时间维度上，将会体现。

所谓“有用”，有两个维度来考量。第一个维度，就是完成目的型的有用性，也就是在目标已经明确的情况下，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优解。这是理工科的长项。比如想组合技术实现东京与大阪之间的最快移动，理工男们就开发出了新干线。

但这种“有用”，无法从内部突破既有体系，当目的或价值尺度发生变化时，就会迅速失去其曾有的作用。

另外一种维度的“有用”，就是并没有明确目的或价值取向的“有用”。比如本人正不知如何是好时，有朋友或老师一句话点拨，便茅塞顿开找到方向，也就是发现了目的或价值尺度。

这种“有用”，是一种创造价值型的“有用”。其一旦发生，社会将重新审视原有的价值尺度，或创造出新的价值尺度。多数情况下，文科就属于这种“有用”。

这两种“有用”的区别，其实就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眼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区别。

在AI时代，文科的“价值理性”，就是要解决关乎道德、伦理、审美等诸多指涉价值与意义的AI新问题，防止AI偏离我们的预期，造成灾难性的背离，并确保它能够理解并遵循我们的规范和价值观，实现人工智能的真正进步——不是让人类更像AI，而是让AI更像人类。

在人性高原上重建教育坐标

复旦大学的文科减招，可说是在中国教育体系投下的一枚深水炸弹。其所形成的“蝴蝶效应”，将可能被不断放大，影响更多高校在学科布局上弱化文科。

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如果文科招生规模持续缩减，不仅会影响文科人才的储备，还可能因对“实用性”的过度强调，削弱文科的社会认同，并加速文科的衰落。

最终的结果，将会形成工具理性对人文价值的系统性驱逐，防止技术文明走向野蛮的终极屏障，将会失去。

教育决策者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削减文科规模，本质上是将“人力资本”凌驾于“人的发展”之上的短视行为。单纯地边缘化文科，是不可取的。

未来高校如何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寻求平衡，并在人性高原上重建教育座标，将成为改革的关键课题。

开展新文科建设，重建文理共生的认知范式，或是最切合AI时代发展的教育理念。麻省理工学院将莎士比亚研究纳入人工智能课程，培养工程师理解情感表达的复杂性；北京大学数字人文中心用大数据解读《全唐诗》，让技术手段成为激活传统文化的新路径。

这种学科融合的路子，不是简单的“文科+编程”，而是想通过人文思维重塑技术伦理，让机器学习的不只是逻辑推理，更是人类文明积淀的价值判断。

中国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跨越，必须培育既能设计DeepSeek，又能解读《论语》的复合型人才。这就要看高校在学科的布局上，如何辩证统一文科与理科的比例了。

就现实而言，顶尖院校保持适度规模的精英文科教育，是较为切合实际的选择；而中底部院校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专业，退出转型或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