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合作近年来“加速回暖”，原因诸多。从经济层面看，三国经济互补性强，在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日本的先进技术与韩国的制造业优势，与中国庞大的市场和快速发展的科技相结合，能实现共赢。在文化方面，三国文化底蕴深厚，相互交流与融合日益频繁，促进了民众间的理解与亲近。同时，面对全球挑战，如气候变化等，三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有利于提升地区和全球的治理能力。这种多维度的合作推动着中日韩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加速回暖态势明显。

寻求团结自强、筑牢区域“防波堤”

当地时间3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东京同日本外相岩屋毅、韩国外长赵兑烈共同出席第11次中日韩外长会。在国际形势动荡加剧的背景下，此次会议不仅释放出三国合作加速回暖的明确信号，更凸显出东亚国家在大变局中寻求团结自强、筑牢区域“防波堤”的战略选择。

3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东京出席第11次中日韩外长会后同日本外相岩屋毅（中）、韩国外长赵兑烈（右）共同会见记者。图/IC

如果说去年5月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隔4年多召开，标志着中日韩合作的“艰难重启”，那么这次中日韩外长会的举行，则显示三国合作正在“加速回暖”。这次会议肩负着两大任务，一是为今年的中日韩合作“定基调”“做规划”，二是为三国领导人会议作准备。三国外长重申了去年三国领导人会议的共识，一致同意要继续落实2019年发表的《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文件，推动经贸、人文、可持续发展、科技、公共卫生、救灾等“六大关键领域”合作，三方就年内在日本举行第十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达成共识。

在外界关注的议题上，三国外长重申将推动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并确认要办好中日韩文化交流年，努力实现2030年4000万人次人员往来目标，夯实三国合作的民意基础。三方还提及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加普惠包容方向发展。

回顾历史，东亚区域合作素有“危机驱动”的特点。中日韩合作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寒流中开启，三国领导人会议机制则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应运而生。当前，国际形势似乎又一次来到了“危急时刻”。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挥舞关税“大棒”，大肆推行保护主义政策，严重冲击国际经贸秩序。中日韩三国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24％，货物贸易在全球占比近20％，同为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外向型经济体，面对保护主义逆流，有着共同的危机意识。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指出：“乌克兰和中东战事延宕，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危及世界自由贸易体系。面对国际秩序大动荡时代，日中韩三国有必要切实深化合作。”路透社的报道则直接以“三国外长在地缘政治的‘历史转折点’会晤”为题。

不过，应该看到，三国合作的回暖更多来自内生动力。中日韩互为近邻和主要经贸伙伴，利益深度交融，2024年三国经贸额超过7000亿美元，人员往来近2500万，彼此关系的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为过。长期以来，尽管三国关系深受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的困扰，双边关系波折不断，但中日韩合作实现了长足发展，已经形成由21个部长级会议、70个对话交流机制和一个常设秘书处构成的多层级、宽领域、高水平合作架构，成为东亚地区机制化程度最高的政府间多边合作平台之一。

从此次外长会后的反应看，日韩舆论总体评价较为积极正面，但日韩一些保守派媒体在评论中直指中国可能借机在韩美、日美同盟间“打楔子”。显然，日韩尚未摆脱在中美之间如何抉择的战略彷徨。

展望未来，中日韩合作要行稳致远，仍需要下大力气解决政治互信不足、民意感情脆弱、合作动能减弱这三大挑战。首先，三方要维护好年度领导人会议机制，为各层级各领域交流合作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同时应加强危机管控，确保出现分歧摩擦时能够及时沟通、冷静处理。其次，三方要完善经贸合作的制度化保障，争取早日建成高水平的中日韩自贸区，提升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并通过产供链合作，稳定经贸基本盘，通过深挖合作潜力，做大合作蛋糕，强化利益纽带。再次，三方要通过扩大教育、旅游、地方、媒体、智库等各领域交流，增进民众间的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逐步扭转彼此“近而不亲”的局面。

在2023年11月举行的上一次中日韩外长会上，王毅曾用三个关键词为中日韩合作进行了“新定调”：要当好东亚合作的“领头羊”，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的“稳定器”，解决热点问题的“减压阀”。这正可谓是三国合作的“初心与使命”。站在新起点上的中日韩合作方兴未艾，选择相互信任，大胆携手前行，方为符合各自利益的明智选择。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