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正统(1436-1449年)时,蒙古族瓦剌部的脱懽及其子也先崛起。脱懽是永乐时被封为顺宁王的马哈木之子。马哈木死后,脱懽于永乐十六年(1418年)袭封。宣德九年(1434年),脱懽袭杀鞑靼部的阿鲁台,“悉收其部”。正统初,脱懽又杀瓦剌部的“贤义、安乐两王,尽有其众”。于是蒙古瓦剌、鞑靼各部皆归脱懽统率。脱懽“欲自称可汗,众不可;乃共立脱脱不花,以先所并阿鲁台众归之”。脱懽则“自为丞相”。
脱脱不花系原来元皇室的后裔。因为多数蒙古人愿以成吉思汗子孙作蒙古可汗,所以当一些大部落的首领在各部之间的战争中抢得权力以后,就往往拥立元皇室后裔作傀儡。这些傀儡,就成为蒙古族各派之间权力争夺中的工具和牺牲品,早在永乐时就已是这样,如“自顺帝(妥懽贴木尔)之后,传爱猷识理达腊,至坤帖木儿,凡六辈,相代瞬息之间,且未闻一人遂善终者”。当时脱懽虽在众议的逼迫下,表面上推奉脱脱不花,“实不承其号令”。
正统四年(1439年)脱懽死,子也先嗣,称太师淮王。“脱脱不花具空名,不复相制”。向明朝政府朝贡时,脱脱不花和也先各自派遣使臣,“主臣并使”,而明朝政府也两边应付,赐予的物品都很丰厚。正当明朝对麓川用兵时,也先拚命扩张其势力。首先向西北方向发展,“结婚沙州、赤斤蒙古诸卫”。到正统九年,竟置甘肃行省,并授罕东诸卫都督讷格(喃哥)等为平章。
正统十年(1445年),也先发兵裹胁沙州、罕东及赤斤蒙古等围攻哈密卫,俘掳了明朝所封的忠顺王倒瓦塔失里之妻及母,后放回哈密,并逼胁忠顺王到瓦剌去。倒瓦塔失里数次派使者向明朝政府告难求救,但明朝政府只是“敕令诸部修好”,却不发一兵一卒前去救援。倒瓦塔失里求救无门,在瓦剌武力的威逼下,乃于正统十三年去瓦剌。从此哈密卫就为瓦剌所控制。哈密为西域要道,明初于此建立卫所,以此为西陲屏蔽,至此为也先所控制,使得明朝与西域的交通受到了阻扰,在甘肃方面的边防更为吃紧。也先在“役属西北诸部”的同时,又把他的势力向东方发展。
正统十一年,率兵攻打兀良哈三卫,派使者到大同要明朝供应他们粮食,并要见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实际上这是对明朝的一种试探,看明朝政府对其攻打兀良哈抱什么态度。明英宗朱祁镇和王振告诉郭敬“毋见,毋予粮”,既不谴责也先的侵扰活动,也不派兵援助兀良哈,竟坐视也先“破兀良哈,胁朝鲜”。这时,也先的势力向东扩展到辽东地区,向西伸展到今天的新疆、青海等地。面对瓦剌势力的扩张,明廷较有见识的官员都知道也先必将起兵攻掠内地,纷纷向明英宗朱祁镇上疏。
正统八年,侍讲学士刘球针对当时的弊政提出了十桩应该改革的事情。其中对瓦剌的问题,他指出:“迤北贡使日增,包藏祸心,诚为难测。”因此他建议整顿兵制,杜绝私役军士,及时训练京边官军。整理军屯、盐法,充实军粮,“以厚储蓄”。王振看了奏疏,认为是指责他的,立即将刘球逮捕,并私自派锦衣卫指挥马顺于狱中杀害了刘球。内使张环、顾忠及锦衣卫卒王永等对王振的暴虐十分愤恨,把王振的罪恶写成榜文张贴到大街上,“一再匿名数振恶,揭通衢”。这些人也都被王振杀害了。
正统十年,兵部尚书邝埜又和廷臣一起上疏:“请增大同兵”,“罢京营兵修城之役,令休息以备缓急”。但明英宗朱祁镇和王振两人一味寻欢作乐,对臣僚的奏疏根本不加闻问,不采取任何战备措施。王振甚至仍不断地阴使其亲信大同镇守太监郭敬,“递年多造钢铁箭头,用瓮盛之以遗瓦刺使臣,也先每岁以良马等物赂振及敬以报之”。也先还通过进贡向明朝政府讹诈财物,正统四年(1439年)以后,瓦剌每年来北京的贡使达二千余人。大同地区每年对“贡使”供应费达三十万两。这些贡使进入内地以后,“往来多行杀掠”,对沿途人民的骚扰十分严重。当明朝政府所赐的财物不能满足他们时,就“辄造衅端”。
正统十四年二月,“也先遣使二千余人进马,诈称三千人”,向明朝政府邀赏。瓦剌的贡使冒领赏赐,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王振本来就与瓦刺有勾结,接受也先的贿赂,所以以往瓦剌贡使冒领赏赐时他都加以庇护。这次,王振却叫礼部按贡使实有人数给予赏赐,并轻易减去马价五分之四。贡使回报了这一情况后,也先勃然大怒,借口明朝使者去瓦剌时曾答应嫁公主给也先的儿子,这次贡马是聘礼,而明朝失信,“答诏无许姻意”,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治所在今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统率,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兵锋锐甚,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