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丨继续提高个税起征点，也是“投资于人”。个税起征点的提升，意味着更多中低收入群体将减轻税负，拥有更多可支配收入。这不仅能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让他们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有更多的选择和保障，更是对人的一种投资。通过减轻负担，激发人们的消费潜力，促进经济的内循环。同时，也有利于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为个人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让人们能够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一举措彰显了对人的重视和关怀，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政策。

作者｜朱昌俊

资深媒体评论员

个税起征点调整问题，再次成为全国两会期间的热点话题。多位代表、委员建议继续提升个税起征点。如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建议，将个税起征点提高至10万元/年（目前为6万元/年），叠加赡养老人、子女教育等专项附加扣除后，家庭年免税额度可达16万元，以定向减轻中等收入群体负担，释放消费潜力。

多年来持续关注该话题的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今年也继续提出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建议，认为应该提高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将个人所得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至1万元/月，优化调整税率结构；同时，优化专项附加扣除，加强税收监管与信息共享。

个税起征点的高低，直接关乎个人的税负，因此历来备受社会关注。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个税起征点综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收入水平，以及房价、医疗等负担的变化，经历了从800到1600，到2000，再到3500、5000的多次调整。

从历史来看，调整的间隔时间一般为3-6年左右。而最近的一次调整是2018年，距今已有7年时间，眼下的确是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窗口。因此，近几年相关呼吁、建议变得多起来，完全在情理之中。

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客观情况的变化，再度提高个税起征点，能为更多人降低个税负担，因此也就有了越来越强的现实必要性。

首先，个税除了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本身也发挥着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杠杆作用。但基于现有的起征点，个税在促进收入公平分配上作用，已有不断弱化之虞。如根据《中国税务年鉴（2023年）》的数据，2022年个税收入中64%为工资薪金所得，也就是说，个税已成为事实上的“工薪税”。这不利于真正实现个税“削峰填谷”的调节作用。

其次，近年来提振消费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放在了2025年重点工作的第一位。而扩大内需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

因为，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减轻税负可以释放更大的消费潜力，对经济增长形成新的支撑。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专门明确，要“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显然，继续调整个税起征点，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方式之一。

更进一步看，提高个税起征点，为中等收入群体减负，还不只是利好消费提振，更有望和其他政策一道产生更强的协同效应。如发放生育补贴，从国家层面的定调到一些地方的行动，目前都已经明确。而之前董明珠算过一笔账，如果把工薪阶层的工资提高到1万元起征点的话，那么每年大概就会多出约7000—8000元的收入。

据此，进一步调高个税起征点，让中等收入群体间接增加可支配收入，再叠加生育补贴的完善，便也有望在生育方面形成更强的政策“刺激”效果。

此外，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此举也能够为增强家庭养老能力提供助力。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支持扩大就业、促进居民增收减负、加强消费激励，形成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一定程度上说，进一步优化个税起征点所带来的减税效应，其实也就是一种“投资于人”，是通向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良性循环的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路径。

因为，不管是间接促进更多群体“增收减负”，还是激励消费，抑或是为生育营造更宽松的社会环境，最终也都将为经济发展带来更多正向牵引作用，甚至能够加倍“弥补”减税对于税源的影响。

应该说，基于方方面面的现实因素看，要不要继续提高个税起征点，目前的共识已经在形成。而相对于前几轮个税起征点调整，这一轮调整可能更需要考虑在具体的调整方式上，作出更多元化的尝试。

比如，有的委员建议探索以家庭为单位申报缴纳个税，有的建议将养老护理和病人陪护消费等纳入个税扣除范围。甚至，白岩松还专门建议给年轻人作针对性调整。建议社会提高年轻人的福利待遇，提高35岁以下年轻人的个税起征点，从5000元提高到12000元。

这些建议，其实都值得纳入决策者的参考视野中去：一方面，可以让起征点调整释放更强的减税综合效应；另一方面，也能让个税的调节作用变得更精准。

另外，个税起征点调整优化已经历了数轮，相对于“不定期”的调整模式，是否可以参照国外的一些经验，适时建立一套纳入通胀、收入水平等变量因素的动态调整机制，同样值得考虑。这样一来，个税负担与民众真实的“获得感”之间就能够有一个更合理、高效的适配，防止出现“隐形增税”；同时，也有助于稳定社会预期，并减少在相关公共讨论上消耗过多的公共资源。

个税起征点下一步到底如何调、调多少，仍有待观察。但从相关建议和讨论的热烈程度中，还应该正视的一个现实是，之所以舆论对包括个税在内的减税有如此高的期待，在根本上说，还是反应出当前相当一部分群体正面临着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失衡压力。

而政策层面如何回应这一点，显然是一个系统工程。个税起征点的再优化，只能是其中一个非常小的方面。也就是说，个税起征点议题所投射的是一种普遍性的民生焦虑，还得有更多的制度性响应来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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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萧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