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封王称谓在不同朝代有所差异。明以前多以秦王、赵王等命名，这往往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地域等因素相关。如秦王常与秦地的重要性及历史传承有关。

而到了清朝，却出现了恭亲王、礼亲王等称谓。这是因为清朝的分封制度有其自身特点，主要是基于对皇室宗亲的封赏和政治考量。恭亲王、礼亲王等名号更侧重于彰显其家族的地位和在朝廷中的特殊角色，是清朝政治体系和皇室宗族制度的体现。不同朝代封王称谓的变化，反映了各个朝代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特点。

在中国古代，爵位反映着一个人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而封“王”则是秦始皇建立帝制后，皇帝册封别人的最高爵位，是一种无上的荣耀。

明朝以前的封王都以国家的名号命名，如秦王、魏王等，唐太宗李世民曾被封为秦王，他的三弟李玄霸被封为卫王（追封），四弟李元吉被封为齐王，五弟李智云被封为楚王。

然而，清朝封王却以吉祥的文字命名，如恭亲王、礼亲王、睿亲王等，这是为什么呢？

清朝以前封王的取名习惯

所谓封建，即封邦建国，由共主或中央王朝给王室成员、王族和功臣分封领地。得到领地的皇亲国戚变成了诸侯王，拥有领地的所有资源和收益，只需向王室缴纳一定的进贡即可尽义务。

夏商周都是以部落作为朝代名，那么次一等政权组织诸侯国就以领地名作为国名，如晋、秦、齐、楚、赵、魏、韩等，诸侯国的封王们也就顺其自然，以国名为名，如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公等等，此后，中国历代封王中，都以“晋、秦、齐、楚”四个封号最为尊贵。

秦统一后，秦始皇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地方政权都是由中央政府派出的官僚来管理，再也不需要建立什么诸侯国，自然也就不存在封王的命名问题。但是，秦始皇操之过急，跳过了制度变迁进程中的“试验”环节，忽略了分封制的路径依赖性需要一定的缓冲周期，未把握好新旧制度转型或过渡的基本规律，成为导致整个帝国轰然倒塌的原因之一。

在秦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汉帝国，吸取了秦朝速亡的教训，没有一味地全国强制推行郡县制，而是采取分封制和郡县制并存的制度，这被历史学家吕思勉称为：“秦汉间出现了封建政体的反动。”封王们的命名还是按照周朝的传统，以地理范围来命名，例如七个异姓王，分别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臧荼，赵王张敖、韩王信、长沙王吴芮，同姓王中，刘邦的长子刘肥被封在齐地，刘肥的封号便是“齐王”。刘恒在成为汉文帝之前，被封在代地，他的称号便是“代王”，这一切跟春秋时代没什么两样。

西汉初期，分封制和郡县制并存的制度，确实符合一个新生政权融合多股势力，以图安邦定国的需要。但是，分封制所代表的贵族政治，随着血缘关系的淡化，贵族们迟早会为了争夺最高权力向君王发出挑战。果然，汉朝的王国势力膨胀发展，文景时期出现了尾大不掉的局面，最终出现七国之乱。

此后的中国历代王朝，虽然都认识到以官僚政治为核心的郡县制更利于稳定，但是分封制一直试图卷土重来。西晋时期，分封司马氏宗室为诸侯王，导致八王之乱，西晋随之瓦解。明朝时期，朱元璋分封他的二十几个儿子为藩王，结果导致燕王朱棣发动叛乱，夺了自己侄子建文帝的皇位。

尽管如此，中央政府逐步集权的倾向是大势所趋，历代帝王接受汉初的教训，想方设法限制诸侯王的特权和封疆，以避免国家的分裂和政局的混乱。例如唐朝时期，封王只有封爵，但是却没有实际封地，自然也就没有封地的实际权限，只能拿到相应的封地税收。唐高宗李治在当皇帝前封号是晋王，但他压根没有在山西待过。不过，这些封王们的命名还是取自地理概念。

由于封王们没有实际领地，有的爵位命名干脆就撇开地理概念，取一些吉祥如意的名字，像唐宣宗，他在继位前就是光王；唐玄宗的儿子、杨贵妃的前夫李瑁就是寿王。

宋朝基本沿袭唐朝的制度，封王的名号也都是吉祥如意的话，像宋徽宗赵佶继位前的封号是端王，宋高宗赵构继位前的封号是康王。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觉得还是封邦建国好，于是把自己的儿子全部授爵封出去。既然封王有实际领地，那么爵位名自然又取自地理概念了，比如燕王朱棣。而明成祖朱棣后，明代开始极力削藩，很多封王只有名号、没有实权，既然如此，就取个吉祥如意的名字吧，像明思宗崇祯在继位前就是信王。

总体来看，清朝建立前的历代王朝，已经有给封王取吉祥名字的习惯了，但并不是所有的封王都如此，还有很多封王的名字取自地理概念。

有人认为，很多爵名看似是吉祥如意的名字，其实还是按照地理概念来取名的，或者是两者杂糅。例如明神宗的儿子，福王、惠王、瑞王，可以说是按福气、惠和、祥瑞的名词封的，也可以说是按福州、惠州、瑞州的地名封的。但按照传统，爵位若取自地理概念，基本都是较大一级行政单位的名字，怎么会取一个小地方的地名作为爵位名？这既不大气，也不霸气，应该不会是封王们所乐意的取名来源。封王们梦寐以求的，都是晋王、秦王这样的名号。

清朝封王取名为何特别

清朝封王的取名完全不取自地理概念。

一方面是满人自身的习俗，他们习惯在君主前面加上美称作为前缀，例如努尔哈赤曾自封为“淑勒贝勒”（后金爵位中地位最高的是贝勒），意思是“智慧的王”，这与汉人政权建立者完全相反，像朱元璋在称帝前就自封为吴王，吴是地理概念，而不是美称。

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被称为“广略贝勒”，汉文意思就是“足智多谋的王”。

清朝第二任皇帝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在崇德元年（1636）四月二十三日，册封了最早一批亲王，史书载：

“奉宽温仁圣汗之颁谕，分叙诸兄弟子侄功，册封大贝勒为和硕礼兄亲王，济尔哈朗贝勒为和硕郑亲王，墨乐根戴青贝勒为和硕睿亲王，额尔克楚虎尔贝勒为和硕豫亲王，豪格贝勒为和硕肃亲王，岳托贝勒为和硕成亲王……。”

这些亲王的爵名也都是吉祥如意的词汇，例如睿亲王、豫亲王、郑亲王等，意思就分别是“聪明的亲王”“勇敢的亲王”“重大的亲王”。

册封的六个亲王都是努尔哈赤的嫡出，又同时是八旗领旗的旗主，例如代善是努尔哈赤的嫡次子，封为正红旗旗主，被册封为和硕礼亲王；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的嫡十四子，封为镶白旗旗主，被册封为和硕睿亲王；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弟舒尔哈齐的嫡六子，封为镶蓝旗旗主，被封为和硕郑亲王。

同时，满人封王爵名不取自地理概念，也有现实的因素。他们那时还在关外，没有什么秦地、晋地、魏地给他们，他们总不能给亲王起爵名叫什么赵家窝堡王、葡萄沟村王之类的。

清军入关、定鼎中原后，封王的取名依然延续满人民族传统，取吉祥如意的词汇。例如入关后册封的两个亲王，承泽亲王硕塞（后袭者改号庄亲王）和顺承郡王勒克德浑，承泽意为有造化的人，顺承意为和顺的人，总之都是美好的词汇。

清朝此时还册封了四个汉人亲王，即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定南王孔有德。这四人的爵名没有取自吉祥如意的词汇，而是沿用了明朝对他们的封号。例如平西王吴三桂，当初被崇祯皇帝封为平西伯。他要平的这个“西”，就是李自成，因为李自成起义军自西而来。吴三桂投靠清朝后，清快速扫平天下。为了嘉奖这位降将，清朝对其大加封赏，从伯爵一直升到亲王。不过其前缀一直都是“平西”二字，始终没有改变。

清朝没有给这四个汉人亲王的爵位名改成吉祥如意的名字，既可能是想让汉人亲王跟满人亲王有所区别，也可能是出于尊重他们既有的爵位名。

本来，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是绝不容许亲王占据实际封地的。他所创立的八旗制度，把女真人用军事组织的形式编制起来，在女真贵族的控制下从事生产和战争。

清入关后，给四个汉人亲王实际封地，最后他们在地方上称王称霸，发动三藩之乱。三藩之乱给了清政府一个教训，那就是绝对不能让亲王拥有实际的封地，不管是汉人还是满人，不管是有功于朝廷还是徒有嫡出的身份，一旦亲王拥有实际的封地，他们会辖制、影响当地地方官员，并可掌控自己的军队、掌握地方税赋等，成为帝国隐患。

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封而不建”，把宗室都集中在京城居住，所有俸禄待遇、王府官员、护卫等全部纳入国家统一管理，由宗人府按规定给予。他们没有皇命不得离京，以避免在地方拥兵自重，同时军权全部收归中央，若遇征伐，再临时派亲王们带兵，有时皇帝干脆自己御驾亲征。雍正上台后更绝，发布一系列命令，斩断了旗员和旗主之间的隶属关系，并且把八旗人事大权收为己有。

这些皇亲国戚没有实际封地，自然也就继续延续清军入关前爵位取名的传统，都用吉祥如意的词汇。

一个小小的王爵取名来源的背后，是历代王朝巩固自身统治的政治算计，值得我们认真品味。然而，无论他们如何算计，在历史大势面前，他们都不免走向衰亡。

参考资料：

1、杜家骥《清代 “铁帽子王”的册封原因及相关问题》

2、吕思勉《中国制度史》

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