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四休三”的抗议背后》

第一批上四休三的人开始“抗议”了，这看似违背常理的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缘由。初听上四休三，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模式。然而，对于这第一批体验者而言，可能遭遇了实际的困扰。也许在工作时长压缩后，工作量并未等比例减少，导致工作强度剧增，每天疲于奔命。又或许是薪资结构因工作时间的改变而调整，收入受到了影响。还有可能是社会节奏未与之适配，使得他们在休息时面临社交、生活服务等方面的不便，这种新的工作模式打破了他们原有的生活平衡，从而引发了他们的“抗议”。

作者/凯斯

好消息，今天周六；坏消息，今天上班。

打工人还没从闭眼除夕睁眼初七的痛苦中抽离，就又要在周六挤上早高峰了。

“休2上4休1”听着还行，实践起来却并不痛快。

毕竟周日休息一天之后，打工人将面临5天的连续工作。

元旦体验过上2休1上2休2的快乐后，打工人就再也回不去了。

天天幻想着有朝一日能普及上四休三，好回家结婚生娃。

当中国网友还在为"休2上4休1"的春节调休痛到灵魂出窍时，隔壁日本却上演着更荒诞的剧本——

东京都公务员即将迎来"上四休三"新政，却被日本网友集体唱衰。

日本打工人，「拒绝」上四休三？

去年年底，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宣布，计划从2025年4月起，为东京都的所有公务员引入“上四休三”工作制。

可面对这多出来的一天假期，部分日本人却是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

东京都政府的“上四休三”，其实是一种弹性工作制，即

在每周总工时（38.75小时）不变的基础上，职员可以多获得一天可选假期。

譬如，一个打工人从周一到周四，每天都坐将近10小时的班，那么他在周五就能凑出一个三连休。

在公开的讲话里，小池百合子表示，这次假期改革，是为了平衡“东京都政府职员的工作与生活”，给大家更多休息或育儿的私人时间，以此来促进该地常年过低的生育率。

不只东京都，日本的北九州市、千叶县和宫城县等地的政府部门，也在最近相继宣布加入“上四休三”的社会实验。

然而，这个惠泽各地公务员的工时调整，却让很多日本人相当不爽。

因为本来政府机构每天的办公时间就很短，周末还双休，现在又多加了一天假期，属实给普通人办理业务增加难度，引得网友们纷纷吐槽：

“与其增加假期，不如多增加一些公务员的效率。”

“先让政府对公的窗口周末也能营业，再来谈周休三日吧。”

“每周多休息一天，大家真的就会把时间拿来养育孩子吗？”

不过，虽然这场“上四休三”的尝试颇受争议，但它在这个国家其实倒也算不上什么创举。

早在2011年的夏天，由于“3·11”大地震导致核电站无法正常工作，日本东北地区的一些公司便以省电为由，临时让旗下的员工一周只上四天班。

从那之后，该国的一些国际性大企业，便开始接连试图将“周休三日”常态化。

优衣库从2015年开始，允许旗下的1万名员工每周放三天假，雅虎日本则在次年跟进，让全公司的5800名员工试着每周少上一天班。

根据厚生劳动省的调查，2015年该国可以实现“周休三日”的企业，已经占了总体企业数量的8%，相比过去几年增长了3倍。

对许多日企而言，实行“上四休三”的最大目的，就是减少员工因过劳工作而离职的概率，增加其本身的人才竞争力。

像日本最大的广告商电通，曾经是业内知名的“黑心加班企业”。

2015年，一名24岁的年轻毕业生在进入电通仅8个月后，便被“每天仅睡2个小时”的高强度加班折磨得抑郁，并在当年的圣诞节自杀离世。

这之后，电通当时的CEO便引咎辞职，公司也被迫在2018年进行改革，开始每月试行一次“上四休三”，以期降低从业者的压力。

而在“试验”开始后，许多公司也在一段时间后摆出成绩，证实了“周休三日”或许真的可行。

譬如从2019年8月开始，微软日本便开始把周五定为新的休息日。

结果在每周多休一天后，公司不仅劳动生产率（月销售额➗雇员人数）同比提高了近40%，各种大小会议的开会时间也是大大缩短，节约了不少用电量和打印用的纸张，员工对新制度的满意度更是据称高达92%。

但如果从一些日企员工的视角去观察，“上四休三”的真实体感却可以概括为“换汤不换药”。

因为把看似休闲的“周休三日”拆开来看：

要么，就是从原本的“每周5天，每天8小时”，改成了“每周4天，每天10小时”；

在多休一天的同时，将月薪也按工时打一个折扣。

干得活还是那么多，但赚得却少了。

当休假成为工时重组的数学游戏，打工人手里的假期筹码，只能靠更加辛勤的劳动换取。

惹得刚入职的日本大学生吐槽：“与其高强度工作后休3天，还不如每天按时按点下班呢。”

对从事销售、咨询等职业的员工而言，由于他们与客户对接的时间本来就不固定，致使“上四休三”不但没能减轻他们的压力，反而会影响他们的绩效考核。

不少日本家庭主妇，也是“周休3日”的坚定反对者。

因为大量上班族的生活长期由妻子打理，致使生活自理能力较差，在休息日不但没法分担家务，反而会大大增加另一半的工作量。

也因此，在2019年全日本因为新天皇继位而喜迎“10连休”后，社交媒体上全都是家庭主妇的抱怨声。

有人说自己这个假期“得给全家4口做120份饭”，有人则哀叹自己的假期比平时还累。

所以尽管在今天的日本职场，“周休三日”看似俨然已经成了一种风潮，但在《日本经济新闻》2023年的调查里，认为不该推行该制度的民众仍达到了57%，并且年收入越低就越不支持多休。

甚至早在2017年，日本政府还在全国倡导过“超值星期五”，鼓励企业让员工在周五早点儿下班回家，最终成效寥寥——在当天只有3.7%的打工人提前离开了办公室。

于是，有分析认为，“上四休三”之所以在日本推进得如此艰难，或许是因为这个国家文化里根深蒂固的对休假的排斥。

上班族，因休假而羞耻？

直到今日，许多日本的上班族，仍对休假这个福利表现得很冷感。

2016年，日本政府曾以“感谢山的恩惠”为由，立法决定把每年的8月11日定为“山之日”，将原本的法定假日由15天增加到了16天。

对此，该国学者土堤内昭雄却认为，日本官方增加假期的天数属于无奈之举——因为该国的上班族完全没有利用起本该属于他们的带薪休假。

根据日本官方发布的《就业条件综合调查》显示，直到2017年日本的年假使用率才超过了50%，在当时的发达国家中处于垫底的位置。

而吊诡的是，在同一时间有关更换工作的调查问卷里，“可以有更多的年假”却又成了无数日本人跳槽的最大动因。

一面渴望着脱离工作的充分休息，一面又不去使用自己来之不易的假期。

创造这种矛盾心理的，是一种曾在日本职场中广泛存在，且直到今天都没有完全消除的“罪恶感”。

在作家深田佑介的《新西洋事情》里，曾对这种“罪恶感”有着准确的描绘：

兢兢业业工作的主人公，被上司奖励了为期两周的豪华游轮假期。

但自打上船后，他就莫名得心神不宁，心里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内疚感”，仿佛自己正在“携公款潜逃”。

直到接到了公司的秘书打来的电话，他才突然感到“浑身充满力气，走起路来都带着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

《新西洋事情》成书于上世纪70年代，那时日本还处在景气的上升期，无数上班族拼命工作，用牺牲的假日与闲暇，换来了自己的前景和经济的高速增长。

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人年均的每月加班时间便从30小时激增到了60小时。

而在未来一片大好的承诺下，就算面对着猝死在公司的威胁，被称为“打工战士”的格子间白领，也心甘情愿地在办公室拼到深夜。

于是，正如《不寻常的市民生活》所述：

超额的工作就像因“参战而落下的伤痕”，能成为那时“男人的勋章”。

而在晚上10点前就回家的一家之主，则会被街坊邻里打上“不勤奋”的标签。

然而，伴随着泡沫破裂和就业冰河期，日本人拼命工作的意义开始变得模糊，而加班的边际效应也开始逐步显现。

到了本世纪的10年代，虽然日本的平均工时仍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但其每小时所创造的劳动生产价值却还不及挪威的一半。

与之相伴的，则是一年一千多起的过劳死悲剧、跌入到谷底的生育率，以及被深深植入到了无数日本白领心中的“放假=偷懒”的职场耻文化。

曾经，这种与自尊捆绑的对于工作的强烈热情，是一台经济机械高速运转的必必备燃料。

可如今，当机器的引擎早已老旧，那燃料填得再多，最后大多也只能在低效的内卷中，被白白浪费掉。

所以在最近这五六年间，日本官方终于仿佛后知后觉般，出台了一系列“整顿职场”的举措：

企业不让员工带薪休假，在2019年后也要被处以罚款了；

主管在下班后强行邀请下属喝酒，也可能会被认定为“权力骚扰”了；

连原本一周七天连轴转的工作强度，如今也以“上四休三”之名，被大大地削减与压缩了。

只不过制度易改，观念难移。

虽然日本职场已经开始逐步摆脱其“加班地狱”的固有形象，2022年的人均每周工作时间较之2013年也缩短了6.8%，但多年所塑造的过劳文化依旧根深蒂固，因“不愿麻烦他人”“害怕自己不合群”等原因而继续无偿加班的上班族依然不少。

不过，虽然“上四休三”在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它还是开了一个好头。

对于打工人而言，“多放假，少加班”执行起来再困难，也总比996和日常串休要好得多。

毕竟能休假，总比没假期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