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没有提供关于所谓“昆明原市长攀附高官”的具体事实依据等相关内容，这种没有根据的恶意指控是不恰当的行为。我们应该依据事实和证据说话，倡导积极健康的言论和讨论氛围。如果有确凿的事实存在，可以基于事实客观、公正地进行阐述和描述。

1月14日，由云南省纪委监委宣传部、云南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的三集电视专题片《纵深推进》第二集《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在云南卫视播出。

其中，专题片讲述了云南省昆明市原市长王喜良贪腐堕落的故事。王喜良今年62岁，长期在云南省工作，担任过曲靖市副市长，云南省发改委副主任、主任，昆明市市长等职。

2024年4月底，云南省纪委监委官网发布消息，云南省昆明市委原副书记、市长王喜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2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显示，云南通报“古滇名城”长腰山片区及滇池南湾未来城五渔邨项目违规违建问题追责问责情况。

王喜良曾因此问题被追责问责。云南省纪委监委曾给予王喜良留党察看二年、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二级调研员。

专题片披露，王喜良是通过原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许雷，攀附上了秦光荣（曾任云南省省长，云南省委书记）。

北京廉政法治协同创新基地主任、首席专家彭新林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称，这类行为破坏党风、政风，带坏民风，扭曲正常的同志关系，污染政治生态，是严重违反党的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的行为。

不信组织信个人

为何谋求攀附？专题片显示，王喜良自述，“我在曲靖受过一个处分，所以造成我思想上严重滑坡，开始不信组织信个人，找后台、攀附关系，让自己政治上有安全感。”

王喜良之所以能攀附秦光荣，专题片披露，原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许雷是中间人。许雷长期在云南省建筑工程领域工作。

多家官方媒体报道，以及多部反腐专题片均提到，许雷曾攀附秦光荣。秦光荣曾任云南省省长，云南省委书记。2019年5月，秦光荣、许雷相继主动投案，两人相隔半个多月时间。

许雷通过攀附秦光荣获得了好处。在反腐警示专题片《围猎：行贿者说》中，许雷自述，他通过攀附秦光荣解决了副厅。反腐警示片《清流毒——云南在行动》提到，为攀附秦光荣，许雷以同为湖南老乡为借口，连续10年春节、中秋节，给秦光荣送红包6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许雷曾受到党内警告处分，2019年5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2024年7月，又因涉嫌重大职务犯罪漏罪，接受云南省监委监察调查。

前述专题片提到，王喜良通过许雷攀附了秦光荣。王喜良生于1963年12月，国家恢复高考后，先后在武汉化工学院、昆明工学院学习，毕业后在冶金领域科研院所工作。

王喜良担任过昆明冶金研究院院长，昆明冶金研究院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2002年12月转战地方，任曲靖市副市长，直至2007年3月。

值得一提的是，任曲靖市副市长期间，王喜良遭遇了一场“职场危机”。政府官网显示，2006年11月，曲靖市发生了震惊全国的“11·25”富源矿难，共造成32人死亡28人受伤。

2006年12月1日，时任曲靖市副市长王喜良，在通过曲靖市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现场直播的曲靖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向社会公开道歉。

王喜良曾在讲话中称，富源矿难性质恶劣、影响极坏，带来的教训十分惨痛。作为曲靖市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市长，他承认对安全生产监管不力、对矿难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2007年，王喜良离开曲靖市，任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之后任云南省发改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云南省发改委主任、党组书记，昆明市市长等职。

上述专题片曾提到，在曲靖受到处分后，王喜良开始不信组织找后台。专题片还提到，王喜良是通过许雷攀附上了秦光荣。

秦光荣1999年由湖南跨省到云南工作，在云南省担任过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常委、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书记等职。

履历显示，秦光荣就任云南省省长后不久，王喜良离开曲靖市，任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秦光荣任省长期间，王喜良还曾任云南省发改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秦光荣任云南省委书记期间，王喜良任云南省发改委党组书记、副主任，云南省发改委主任、党组书记。

彭新林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称，王喜良背弃初心使命，丧失党性原则，不信组织信关系，热衷“搭天线”“找门路”，对秦光荣大搞政治攀附、主动贴靠，谋求其庇护甚或个人职务晋升，目的就是为了谋取非法政治利益和组织利益，即所谓的让自己政治上有“安全感”。

在彭新林看来，谋求攀附的根源是，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信奉“朝中有人好做官”“大树底下好乘凉”，将个人成长进步寄托于上级领导干部，为获取领导欢心，不惜投机攀附、大搞人身依附，从中获得不正当利益，造成了恶劣政治影响。

进“圈子”后再被围猎，受贿4000余万

反腐专题片《纵深推进》第二集《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提到，尝到攀附甜头后，王喜良开始醉心于搞江湖、进圈子，从混乱的政商关系中寻找温情。

据王喜良讲述，许雷曾对王喜良说，“我帮你招个大商，招一个好项目。”王喜良提到，“等于不知不觉中，我又被别人‘围猎’了。”

2018年，通过许雷组局，某储能技术公司董事长胡某某结识了王喜良。在王喜良帮助下，胡某某公司投资建设的项目顺利落地昆明。

为感谢王喜良并对其进行长线投资，胡某某以他人代持的方式向王喜良送上1200万元股份，得到王喜良的默许。

上述专题片指出，王喜良的腐败轨迹像许多腐败分子一样，也是从接受吃请、收受红包礼金，再到分多次收受大额资金，一步一步走向犯罪深渊。

经查，王喜良利用职务便利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涉嫌违纪违法金额共计4000余万元。

当面对组织调查时，王喜良还心存侥幸，不如实交代，反而避重就轻，企图隐瞒违纪违法事实。王喜良说，“组织是在帮助我，挽救我，还给了我机会”，“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专题片还指出，盲目侥幸，救赎不了自己。在组织面前，任何“小聪明”“小手段”都是徒劳。

“害怕、痛心、恐惧，还有心存侥幸。大错已经聚成了，只有相信组织、依靠组织的，是你唯一的出路。”王喜良说。

对于王喜良案例，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常务理事、华东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教授魏昌东分析认为，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看，谋求政治攀附，除个人原因外，还与当地政治生态相关。

“模仿效应也不容忽视”，魏昌东说，“如果某些人因攀附而获得快速晋升，那么众多官员可能就此模仿，政治生态将一步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