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南亚部分地区，存在着令人发指的贩卖女性的疯狂生意。许多女性成为受害者，她们往往来自贫困地区或者轻信了虚假承诺而被拐骗。这些女性被贩卖后，陷入无尽的黑暗深渊。她们可能被强迫从事性交易，遭受身心的双重折磨，在非人的环境下失去自由与尊严。一些犯罪团伙形成了严密的网络，从诱拐、运输到售卖，各个环节都充斥着罪恶。当地执法部门虽然在努力打击，但由于利益链条复杂、跨国跨地区作案等因素，这种贩卖女性的丑恶生意仍然屡禁不止，无数女性的命运被无情地改写。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贺一

编辑 | 阿树

最初，是受害女性的母亲察觉到事有蹊跷。她不明白，本该在工作的女儿，为什么会突然被送往医院，并最终因疑似吸毒过量而离世。

这位母亲报了警。印度尼西亚警方介入调查后，她才意识到，女儿身亡前被迫为中东游客提供非法性服务。而她原以为的正当雇主，实际上是从事人口剥削的犯罪分子。

据印尼警方2024年12月26日的通报，这名25岁的受害女性DR（姓名缩写）来自印尼西爪哇省的展玉县（Cianjur），被“雇主”DS（姓名缩写）带到著名旅游城市茂物后，一直被迫从事非法性交易。

印尼西爪哇省的展玉县（Cianjur）

在最后的交易中，DR为来自中东的“客户”提供为期两天的服务。每次服务的价格是40万印尼盾（约合190元）。

目前已被逮捕在案的DS，供认自己过去两个月一直从事这种勾当，每次受害者接待外国游客，他和同伙都会抽取一部分报酬。

尽管展玉县警局刑事侦查部门负责人托诺·利斯蒂亚诺表示，依据2007年《反人口贩运法》，DS等肇事者恐面临最高15年监禁和最高6亿印尼盾（约合27.13万人民币）罚款的处罚，但在印尼，只有少数人口贩卖罪犯才会被起诉。

一直以来，印尼的人口贩卖问题就很严峻。尽管近年来印尼政府加大了打击力度，也做出了更有野心的承诺，但监管薄弱、腐败问题和法律缺陷等核心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

其他东南亚国家同样面临类似的困境。由于贫富差距悬殊，大量当地居民为了生计不得不铤而走险。与此同时，蓬勃发展的旅游业和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导致这些地区的社会环境复杂多变，滋生了许多隐患。

贫富差距悬殊，大量当地居民为了生计选择铤而走险

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如何有效保护本国公民与外国游客的权益，已成为这些国家必须认真面对的挑战。

“旅游胜地”

受害者DR的家乡展玉县，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尽管距离首都雅加达不远，但因群山环绕、丘陵起伏，基础设施建设薄弱，长期未能从国家经济发展中受益，大部分村庄至今仍以传统农业为主。

在印尼，很多人口贩卖受害者，都来自类似的地区，也都是像DR这样，以工作名义被诓骗。他们往往被承诺“高薪”工作，但最终沦为人口贩卖交易的商品。

印尼大多数的人口贩卖受害者都是女性。根据印度尼西亚移民工人保护委员会提供的数据，这一比例高达88.4%。其中，就像DR经历的那样，针对女性，以及儿童的性剥削也在愈发泛滥。

自巴厘岛的“甜头”为印尼提供了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动力和信心后，印尼希望能将旅游业发展为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支柱。但旅游业的繁荣，不光带动了相关服务业的发展，但也为非法性交易和性贩卖提供了隐蔽的渠道。

巴厘岛的风景

印尼性贩卖者经常利用家庭债务问题，或通过假意提供餐馆、工厂或家政服务等工作，来胁迫和欺骗妇女和儿童从事性服务。巴厘岛、雅加达和北苏拉威西岛，以及水疗中心、酒店、酒吧和卡拉OK等场所都是重灾区。

可以说，对于普通人而言，从旅游业的发展中获益的几率微乎其微。更重要的是，当经济不好时，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儿童，也开始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处境。

以巴厘岛为例，这个三分之一劳动力都被纳入旅游业的地区，新冠疫情爆发后陷入困境，经济萎缩幅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5倍。在2021年1月至10月，这里仅接待了45名国际游客。

与此同时，当大量劳动力被迫失业后，不少人开始转行成为贩卖者，并将目标瞄向了家庭困苦的未成年女孩。随着红灯区的关闭，巴厘岛上针对儿童的性贩卖案件急剧增加。

2023年6月20日，巴厘岛地区警察局特别刑事调查局揭露了涉嫌贩卖人口和诈骗潜在印尼移民工人的犯罪行为嫌疑人

由于外国旅客的骤减，这些新入行的人口贩子，只能瞄准国内的游客和当地人。在相关外媒报道中，据称性交易的价格也降了一半，大概在10至30美元之间。

与此同时，当地警察也没有为此做好准备。

人口贩子主要利用微信、Telegram和MiChat等软件与客户联络，这超出了当地警方的能力范围，急缺网络部门支持，而通常只有受害者挺身而出，或有人指控犯罪时才有所行动。

如何应对这一困境，几乎是个找不到切入口的死循环。经济繁荣时，剥削现象由于需求的增加而扩大；而在经济衰退时，剥削又由于生存压力而更趋隐蔽、持久，剥削方式也变得更加不堪。

除了巴厘岛，印尼茂物市的蓬查克地区，也经常会有从中东来的游客寻求特殊服务。这里宗教氛围浓厚，往往可以将一些非法行当包装成合法行为。

印尼茂物市的蓬查克地区由于宗教氛围浓厚，往往可以将一些非法行当包装成合法行为

在不少茂物山区的度假圣地，中东游客仅需要支付300到700美元，便可以与当地女性，特别是未成年人结成临时的“契约婚姻”。

这种婚姻通常持续一周，这些男性可以在不违反伊斯兰法律的情况下，与女童发生婚外性关系。当他们旅行结束离开印尼时，这段婚姻关系也会自动解除。

目前，这些违法活动，已经成为当地发展旅游业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的支柱性存在，被当地媒体称为村长经济的命脉。

尽管印尼官方对此类行为进行严厉谴责，但在地方执法过程中，往往选择视为不见，甚至是要分一杯羹。沦为性贩卖商品的女童，也很难摆脱这一境地。因为在最初，她们往往是由家人或熟人介绍给游客，直到有人发现这一行当有利可图，才逐渐由中介把持。

再加上与国际法不同，印尼2007年出台的《反人口贩运法》要求必须证明存在强迫、欺诈或胁迫行为，才可认定为儿童性贩运犯罪。这种相对宽容的监管环境，更是让热衷性剥削和性虐待犯罪者，将这里视为性旅游的天堂。

非法劳工

在印尼的人口贩卖中，最为严峻的要数劳工贩卖问题。

早在2015年，印尼政府就因中东地区的印尼劳工频繁遭受身体虐待、性侵、过度劳动和工资拖欠等问题，决定以保护外派劳工为由，暂停向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21个中东国家输出家政工人（包括女佣）。

但禁令掩盖不了需求。国内受限的就业选择，迫使当地人不得不向外看，与此同时，中东国家对印尼劳工的需求也只增不减。

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中介和非法机构开始通过伪造文件等方式绕过禁令，将劳工秘密送往中东。这也进一步促使这些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工陷入了任人摆布的境地。

在2019年，印尼警方曾破获一起重大人口贩卖案。当时，涉案的8名犯罪嫌疑人在几年内将1200余人贩卖到中东国家，担任非法劳工。

警方宣布逮捕人口贩卖嫌疑人

其中，当年仅有20岁、只有初中学历的Jingga就因邻居的诱导，卷入了这场堪称噩梦的人口交易之中。

当时，她被许诺每月可以在沙特获得500万印尼盾的薪水（约合人民币2300元），如果通过体检，还能额外获得500万印尼盾的奖金。对于当时每月仅能赚取30万印尼盾（约合人民币140元）的她来说，这是无法拒绝的条件。

所有文件准备齐全后，Jingga被辗转送往马来西亚、迪拜、土耳其、苏丹、叙利亚，最终到了伊拉克。在整个过程中，Jingga表示她从未拿到过一分钱的工资，并且经常被虐待。在伊拉克，她还曾遭受雇主儿子的性侵。

即便Jingga曾鼓足勇气逃到印尼驻叙利亚大使馆寻求帮助，但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却将她送回了中介公司。随后，她便因为向雇主投诉，而被指控犯下诽谤和偷窃罪，在已有三个月身孕的情况下，被关进了监狱。

自2014年以来，至少有1,200名非法劳工被送往中东国家，Jingga就是其中之一

最终，是伊拉克人道组织和国际移民组织的律师将Jingga保释了出来。

经历这一遭，Jingga只希望印尼政府能彻底封锁到中东的劳工输出渠道，但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多年打击人口贩卖的行动中，印尼政府采取的手段，往往都是治标不治本。国内贫困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便无法抑制人们到国外谋生的需求。所以，即便印尼政府为人口贩运受害者开设了多个庇护所和服务中心，却难以留住这些人。

在这些庇护所，他们常常以管理和保障安全为由，没收劳工的护照，劳工的行动受到严苛限制。大多数受害者都会选择离开庇护所，另寻出路，并不再参与针对贩卖者的起诉。

在网络讨论中，不少人出于善意，提供了诸多如何识别骗局的建议，但就像有评论说的那样，“很多人不明白离开印尼找工作的人到底有多绝望”。

从区域犯罪到全球危机

应对人口贩卖，离不开印尼脱贫的进展。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曾表示，消除贫困是其执政的重要任务之一，并提出“包容性增长”的理念，确保经济发展惠及所有人。

但发展经济与兼顾底层生计，往往会发生龃龉。特别是维多多同时提出了“十个新巴厘岛”计划，计划发展高端化旅游业。比如，曼达利卡，不光引入了高档酒店，还花了大价钱修建曼达利卡赛道，为承办世界摩托车锦标赛做准备。

从发展旅游业的角度来看，这里确实是个好地方——白色沙滩，湖蓝色的海洋，一望无垠的海岸线，以及郁郁葱葱的绿色山脉，但根据联合国专家小组于2021年发布的联合声明，在该项目的推进过程中，当地人“受到威胁和恐吓”，有人“在没有补偿的情况下被强行驱逐出自己的土地”。

在最初，很多不愿离开的村民，只能被迫住在建筑工地旁边，而那些已经离开的村民也没有得到妥善安置。

离开自己土地的村民也没有得到妥善安置

“有屋顶遮风挡雨，有水、电和食物，并不足够”，联合国赤贫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奥利维尔·德舒特表示，“你还需要有维持生计的能力。否则，这些社区将陷入绝望的境地”。

相似的问题，不只发生在这里。在2023年9月，布罗莫腾格里塞梅鲁国家公园拍摄婚纱照时使用烟火导致火灾的事件，也曾引发当地媒体对印尼旅游业发展的关注。

这不仅关乎生态保护问题，还涉及高端旅游业发展带来日益严重的绅士化现象，生活水平被提高到超出当地居民可负担的范围。

这种发展模式将本地社区排除在外。开发结束后，留下的是被破坏的环境和更加贫困、分裂的本地居民。看似发展的项目，本地人却成了受益最小的群体，甚至沦为受害者。

但这不仅是印尼面临的挑战，东南亚诸国也或多或少陷入了相同的困境。旅游业的兴盛未能成功赋权本地社区，也对改善贫困家庭生活无益。在很多时候，这片地区甚至沦为人口贩卖的枢纽地——不光是重要的输出地，也是关键的输入地。当地人不仅被贩卖，也深度参与这些非法活动。

正在贩卖旅游产品的当地儿童

根据联合国与泰国政府合作报告提供的数据，早在2003年，泰国人口贩卖产业利润就超过了毒品走私。联合国估计，在2023年，仅柬埔寨和缅甸就有超过20万人被迫在诈骗中心工作，而泰国这些地方，往往就是人口贩卖的中转站。

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于尔根·斯托克在2024年于新加坡举行的简报会上就曾表示，东南亚的区域性犯罪，现在已经演变成一场全球人口贩运危机。

这意味着，这早已不再是一个社会经济现象，还是个严峻的地缘政治问题。这些国家是否愿意加强内部管理，是否愿意进行深度合作，对非法势力进行施压，以及国际社会将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参与到政治博弈中，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