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关于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众说纷纭，历史学者们也总结出很多经验教训。其中有一条是每个人都会提到的，那便是夏竦指责范仲淹等人为朋党，并且伪造书信污蔑富弼和石介，迫使范仲淹等新政团队成员辞职下野。正是因为这样，夏竦也被史书认为是奸臣，在历史上的评价趋于负面。可是从史书上看，在与西夏的战争中，夏竦和范仲淹、韩琦是亲密的战友，是共同对抗李元昊入侵的搭档。当时三人之间关系很好，韩琦在好水川之战战败后，夏竦还上书为韩琦辩护。那为何到了庆历新政时，夏竦却成为带领守旧派攻击新政的矛头？

从个人关系上看，夏竦和范仲淹、韩琦不但没有仇怨，而且有很深的私交。在宋夏战争中，范仲淹和韩琦都是夏竦的副手，他们是战场上的战友和搭档。当时宋仁宗任命夏竦为宣徽南院使兼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等使，判永兴军，主持应对西夏李元昊入侵的行动。而范仲淹和韩琦是朝廷任命的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带领两路大军配合夏竦作战。在好水川之战中，韩琦的部下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被西夏军队设计诱敌深入，贪功冒进时在好水川遇伏被围。最终战役失败，包括任福在内的十六名将领阵亡，损兵万余人。

朝廷追究好水川战败的责任，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由于战败的主要问题出在韩琦这一路，所以朝中有人认为要从重处置韩琦。当时夏竦以任福保存的韩琦叮嘱诸将的公文为证据进行辩护，帮助韩琦洗脱战败的罪名。从这个事情来看，夏竦与范仲淹、韩琦等人不但没有仇怨，而且是有恩于韩琦的。他们在宋夏战争的战场上共同抗敌，理论上是有很好私交。可是到了庆历新政时，夏竦却一反常态成为守旧派代言人，领头攻击范仲淹的新政派，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真是让人感到疑惑不解。

很多历史文学上把夏竦归于嫉贤妒能的大奸臣，认为他是嫉妒范仲淹和韩琦被宋仁宗重用，获得主持庆历新政的大权，所以才站在了新政的对立面。也有人多的说法是朝廷内部党争的延续，夏竦和范仲淹、韩琦归属于不同的政治派系。实际上上述两种说法都不成立，完全是某些历史学者主观臆测的。

首先，从政治派系上看，南北党争中，夏竦和范仲淹都是南方人的代表。而韩琦虽然是北方人，但由于是父亲韩国华在泉州当官时与婢女胡氏所生，所以是在南方长大的，与南方人走得比较近。欧阳修是蜀地绵阳出生，南方读书长大，与南党、蜀党关系密切。

新政团队核心中唯一的纯北方人是富弼，但富弼是晏殊的女婿，而晏殊却是南党领袖。所以新政团队是以南党为核心，蜀党和北党并存的权力结构。夏竦作为南党士人中的佼佼者，站在党争的角度不但不应该反对，而且应该全力支持新政，这符合南党的利益。

其次，说夏竦嫉贤妒能的，这完全没有证据。说夏竦嫉贤妒能是因为他没怎么提拔北方的文官，但他站在南党的角度却提拔了不少南党的名臣。后来拜相且当了枢密使的庞籍，就是夏竦一手提拔起来的。实际上当时选拔人才主要在自己的派系中，像寇准之流都是只提拔北方党，也没见人说他嫉贤妒能。

所以上述的两种说法都不成立，夏竦站在新政的对立面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从史书上看，导致这样的结果，主要是因为范仲淹遇人不淑。这个不淑的人并不是夏竦，而是欧阳修。如果要在新政团队中找个坑货，欧阳修首当其冲。（韩琦也是坑货，两人可以并称双坑。）夏竦之所以站在新政的对立面，不择手段地去污蔑范仲淹等人，实际上都是被欧阳修逼的。而欧阳修犯了错还不自知，沾沾自喜，自以为是，最终将夏竦推向了敌对一方。而夏竦的政治斗争手腕在当时首屈一指，给新政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

事情发生在庆历新政展开的第二年，当时新政已经有了初步成果，但同时也遭受到守旧贵族大臣的阻挠。宋仁宗当时下达诏令，召回在外当官的夏竦，准备任命他为户部尚书，兼任枢密使。当时以欧阳修为首的言官纷纷上书表示反对，“竦在陕西畏懦不肯尽力……置侍婢中军帐下，几致军变……竦挟诈任数，奸邪倾险，与吕夷简不相能。夷简畏其为人，不肯引为同列，既退，乃荐之以释宿憾。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怀诈不忠之臣，何以求治？”实际上这些说法都是查无实据的，很多就是人身攻击，其目的是阻止夏竦入阁当枢密使。

夏竦接到宋仁宗诏令的时候很高兴，连夜打起行李就返回汴梁。结果到了汴梁城外听说这个消息，肺都气炸了，赶紧上书自辩。于是欧阳修等人把矛头一致对准夏竦，认为他是大奸大恶之人。双方吵得很凶，宋仁宗没有办法，只能找另外的人当枢密使。如此一来夏竦彻底被欧阳修得罪了，他于是干脆站到了新政派的对立面，用朋党把持朝政的理由攻击新政。夏竦的攻击就不是欧阳修能抵挡得了，而且还把范仲淹、富弼、韩琦、石介等人牵连其中。他找人伪造了石介给富弼的书信，信中声称新政派要废掉宋仁宗。

于是一顶政变的帽子就戴到范仲淹等人头上，这事情就搞得不可收拾了。本来范仲淹就因为朋党的事情就搞得难以自辩，而韩琦又上书要求扩大宰相权力，让宰相监管军队。再加上一封政变的举报信，这几乎坐实了新政派要谋朝篡位的罪名。这样的情况范仲淹也说不清楚，他只有主动辞职申请外放，以避免被人抓住机会连续攻击。在这种政治态势下，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也相继被外放出京，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就此夭折。所以说，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很多，但欧阳修主动竖立政敌，是极其愚蠢操作，也是给整个新政团队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于是问题来了，为什么欧阳修要主动上书阻止夏竦当枢密使，为新政派惹下大祸呢？实际上这是欧阳修本人的狭隘所至，他对夏竦具有成见。夏竦是宋仁宗朝有名的能吏，但他的崛起并非是科举正途，而是走的备用人才途径。夏竦并非文人世家出身，而是将门世家的子弟。他的父亲夏承皓在宋辽战争中牺牲，于是按照朝廷的抚恤，当了一个名为“三班差使”的小武官。夏竦在文学方面成就很好，以诗集闻名，他将诗集献给宋真宗时的宰相李沆，于是被李沆推荐给宋真宗。宋真宗很看重夏竦的作品，便将他改为文职，任命他为润州丹阳县主簿。

后来夏竦因为诗集带来的名气，被推荐参与了贤良方正科，在朝廷中对策，受到翰林侍读学士杨徽之的称赞，于是官场之路平步青云。然而夏竦的出身却被很多科举做官的人看不起，尤其是欧阳修这种当时数一数二的文人。首先，夏竦是武官出身，并非从始至终都是文官。第二，他是靠诗集的名气傍上了宰相李沆、翰林侍读学士杨徽之的大腿，才被宋真宗看重。第三，他走的是贤良方正科，并不是科举正规途径。这样一来夏竦就符合武官、幸臣、非科举等官场大忌，是正规科举出身最歧视的一批官员。

范仲淹住持庆历新政是从吏治出发的，首先就要把选官、考核等管理官员的制度做好。而中国古代当官从来就不是只有一条路，除了众所周知的科举之外，还有恩萌、举荐、贤良方正科等。

夏竦当武官是获得朝廷的恩萌，转做文官是靠的是举荐，然后走了贤良方正科，这都不是科举正途。宋朝冗官的弊病在于这些非正途的方面被滥用，使得很多权贵子女很容易做官，然后吃空饷，造成了土地兼并和鱼肉百姓。范仲淹在新政中改革吏治，本身就限制了这些方面的路子，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而欧阳修歧视和打压这些路子出身的大臣，更是火上浇油，最终惹到了夏竦头上。

如果夏竦和其他纨绔子弟一样混日子，鱼肉百姓，那还情有可原。可夏竦对宋朝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是在南党中仅次于晏殊和范仲淹的领袖人物。他不仅在地方政绩卓著，还是曾担任宋夏战争的主帅，这与其他混日子的纨绔子弟不可同日而语。欧阳修等人将夏竦拒绝在枢密使的大门外，从事实上就制造了把持朝政的情节。连夏竦这样优秀的人物都不能入阁，难道宋仁宗就不担心新政派势力扩大后威胁到皇权？因此夏竦的反击，不仅仅代表了他个人，也代表了其他途径出身的对朝廷有贡献的官员。

本来以夏竦和范仲淹的关系，他是可以站在新政一边的。即便他不同意范仲淹在吏治上杜绝其他当官途径的做法，他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这和他的切身利益没什么关系。可欧阳修拿旧有出身说事，歧视性的打压，这就关上了夏竦做官的大门。夏竦是很有志气的官员，虽然出身不太好，但也一心是奔着宰相去的，而他也有能力做上去。欧阳修要断夏竦的路，夏竦反击是合情合理的。这使得夏竦与新政成为敌对关系，矛盾相当尖锐。而夏竦又不是什么迂腐之辈，他的政治斗争手腕连吕夷简都要退避三舍，欧阳修又岂是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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