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06年，楚武王伐随，楚国与随国展开了庙堂之上的斗智斗勇。楚国一方，楚武王听从斗伯比意见，示弱而退，以待来日；隋国一方，季梁一番宏论，让随侯看清了楚国示弱背后的阴谋，建议随侯内修德政，外结诸侯，图强自卫。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两年后，斗伯比建议楚王再次着手伐随，认为这次的确机会来了！斗伯比建议道：“可矣。仇有衅，不可失也”。“仇有衅”三字，足以说明时间尽管过了两年，但随国的内政外交有可能每况愈下！楚国伐随已经有了必胜的重大机会和时间窗口。

《左传》善于运用反衬的方式描写重大事件。在这楚王伐随的重要历史时刻，反衬的描写用最近乎言简意赅的方式展示出了随国存在的严重问题。

其一，随少师有宠。这五个字，就足以说明随侯和原来一样，甚至变本加厉地重用奸佞，排斥贤臣。就此一条，就可以判断，季梁关于内修德政、外结诸侯的建议根本就没有得到执行，季梁的地位和信任已经不复以往。相反，奸佞小人少师在随侯那里日益得宠，甚至是言听计从。

其二，“夏，楚子合诸侯于沈鹿。黄、随不会”。这既是正面描写，也是反衬。说明楚王能降下身段，以楚子身份邀请汉东诸侯到沈鹿聚会。反观作为汉东大国的随国，这两年的时间基本白费了，根本没有听从季梁之言，做到外结诸侯。相反，楚国却是放下身段，外交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沈鹿在今天的湖北省钟祥市，当时属于权国，地在随国西南100公里处。

据说，汉东诸侯，大小有三十多个。这次沈鹿之会，至少邓国、谷国、息国、权国这些楚国近邻肯定与会，各国国君一时之间，都成了楚王的座上之宾。黄国较远，在沈鹿之东256公里。黄国在今天的河南省潢川县，素

有“河洛重镇，吴楚上游”之称，也算是汉东大国。黄国没有给楚王面子，有距离较远，还没有感受到楚王具体威胁的因素，也存在随国做工作的因素。但总体上看，楚国在伐谋、伐交上已经取得了先手棋，随国显得十分自大和被动。

沈鹿之会后，楚王

一面派大夫薳章去黄国讨说法，另一面立刻出兵伐随。可见轻重缓急拿捏得非常到位。楚王伐随，大军驻扎于汉水和淮水之间，这个位置大概在随州以北，距随州不远。

随国兵临城下，再看其应对。季梁建议随侯，应该派一使者前往楚王大帐，卑辞以求和平，如果楚王不许，反过来可以激励将士奋勇一战。季梁的建议，明摆着是弱者的哀兵之计，属于是无计可施之计。但就这样的建议，也被少师立即予以批驳。少师建议随侯，要趁楚军新来，抓紧求战，以免楚军像上一次那样逃跑了！可见随国上下浑浑噩噩，整天在纸醉金迷中度过，根本不了解楚国的真实情况，缺少可信的情报。

于是，随侯顷国出动，迎战楚王。两军对垒，季梁再次建议：楚人尚左，国君必定在左。一旦大军出动，我军应将主力攻击其右，右侧缺乏良将，一旦首先冲击，可能先败，到时大军齐追，或有胜算。不料这个建议，照样被少师这位奸臣不留情面的驳回：如此怯懦！不敢直接迎战楚王，难道怕楚王吗！

庙堂之上，随、楚相比，随反差如此之大，岂有不败之理！楚国君明臣贤，随国君暗臣佞；楚王从谏如流，随侯偏听偏信。这次楚王伐随，毫无悬念，两军交战，随军大败！随侯倒是机灵，一看战败，赶紧弃车逃跑，但随侯车驾被楚军缴获，其宠臣少师也被俘虏。

楚军大胜，楚王本想直接灭掉随国，以绝后患。在这当下，斗伯比又一次提出建议，认为随国已经对楚国构不成威胁，留着作为附庸比消灭在政治上更有价值。楚王一听，非常认可，于是和随国签订盟约，班师回朝。

今天我们来看，楚王二次伐随，直至灭国，似乎就是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早期版本。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伐谋为上，力战为下；伐交为上，伐国为下。楚王伐随的前前后后，让我们认识到，古人也重视打舆论战，更注重道义的力量！

出兵伐随，本来是不义之战，但在斗伯比的献计下，楚军的反复入侵，反倒像是吊民伐罪的仁义之师，斗伯比的智慧令人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