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学神”：中国“精英二代”如何参与全球竞争？
看点 为什么最聪明的“天才学生”大多出自精英阶层？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中国精英如何通过教育培养其下一代？今天推荐的这本Study Gods: How the New Chinese Elite Prepare for Global Competition，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答案，同时也开启了一扇了解中国、理解未来全球精英的大门。
社会分层和阶层固化，长久都是人们所关心的话题。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被视为社会中打破阶层藩篱的重要机制。
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金榜题名并不等同于往后人生的顺遂，在毕业前景和职业选择上，成绩只是众多变量之一。
为此，上海纽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姜以琳将研究重点放在中国新一代的“精英”上——他们来自资产位于全国前10%的家庭，毕业于北京的顶尖高中。
在 Study Gods: How the New Chinese Elite Prepare for Global Competition 一书中，姜以琳发现中国的精英青年们通过成为“学神”，在全球精英地位的竞争中取得了系统性的成功。
但那，就是人生的全部价值吗？
一项长达七年的追踪
Study Gods一书基于一项为期15个月的民族志，以及从2012年延续至2019年的追踪研究。
2012年到2014年间，作者在北京的四所顶尖中学进行了详尽的田野调查，记录了在升学压力下，“精英”学生们在高二和高三的日常互动与生活。
在高考以及海外高校申请的背景下，这些学生都在紧张地备战考试，尽量提升自己的分数，以在升学中占有更大的优势。而基于学生不同的分数以及其对学习的态度，在这些学生中出现了“学神-学霸-学渣-学弱”的地位体系。
虽然分数不尽相同，但作者发现位于这四个层级的学生，有其特定的升学策略，会以不同的方式寻求老师和家长的帮助。而学校和家庭的参与也持续形塑并固化着这一体系。
在这群学生毕业之后，作者对其中28名学生展开了长达八年的追踪研究。他们大多在高中毕业后进入了国内外的名校。虽然在高校和职场中经历了诸多的变化，但这些精英家庭出身的年轻人们仍通过各种方式确认自己的精英身份。
在这项研究中，学生的父母们除了年龄相仿，还有一些其他的共性。
他们多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大学生，并成为了当时中国教育水平最高的1%至2%的人。
他们中有许多是北大或清华的校友，有一部分人有研究生学位，少数有出国交换和留学的经历。
在这28名学生中，有27位学生都至少有一方家长从事高级管理或专业工作。
作者所追踪研究的青年的父母辈通过教育成功实现了向上流动，这些父母也期望自己的子女进入顶尖大学。
然而，这些出身于精英家庭的青年，又与其父母的成长背景不同，这些青年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在与世界紧密相连的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批人。
“学神”：精英学生地位体系
在对北京四所超级高中展开的田野调查中，姜以琳发现，在这群学生中存在一个基于成绩和“轻松程度”（ease）的身份体系。这个体系产生于学生的学习日常以及与同辈以及老师的互动中。
不同分数的学生会发展出不同的策略，来帮助自己进入适配的大学。根据这两个指标，姜以琳发现这些超级高中当中存在着学神、学霸、学渣、学弱四个群体。
学神，顾名思义是像“神”一样的学生，他们学起来毫不费力，轻轻松松就能在学校中表现出色。
而其他学生，包括“学霸”，则在不停地学习。
“学渣”表面上对成绩满不在乎，但背地里还是会暗暗努力，以此来避免掉入地位体系中的最底层“学弱”，即那些拼命学习，却仍难取得好成绩的学生。
在这个地位体系中，“学神”有着最高的地位，被认为优于其他人。虽然“学神”并不一定是校园里最受欢迎的人，但他们与同辈群体交往时，会占据注意力的中心。
当与成年人互动时，他们享受着老师的额外关注以及父母的纵容。但姜以琳认为，“学神”随时可能因考试表现不佳而失去荣耀。而为了创造以及维持“学神”的地位，父母和老师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 Study Gods中，姜以琳细致入微地描述了北京富裕家庭的家长在帮助子女顺利通过高校的选拔中所做出的努力。
比如参加奥赛、通过自主招生加分等。精英家长们并不会深度参与和干预孩子的日常学习，在本研究的受访者中，很少有家长在高三之前与老师进行深度互动，他们相信有必要培养孩子的自主性。
但一旦学生在这些考试中失利，在面临“跌下神坛”的风险时，家长则会迅速地做出反应，比如控制子女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为子女安排单独安静的住宿，联系学校老师帮助子女获得其他的加分机会等。
多数家长们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提高孩子的考试成绩上，尽管这些努力并不总能成功。还有的家长会选择在择校上投注更多的精力，以在有限的分数基础上填报好的志愿。
但总体而言，家长的努力仍很难弥合子女与“学神”之间的差距。对于“学神”和“非学神”学生而言，他们与父母有着不同的互动方式，前者有更大的自主权，父母也对他们更为“纵容”；而“非学神”则对家长更为顺从。这些不同的互动方式也影响了他们成年之后与其他权威群体的交往。
学校老师也对“学神、学霸、学渣、学弱”这四类学生有着不同的教学态度以及策略。
学神能获得老师最多的关注度和包容，成绩好的学生可以公开挑战老师的权威，在“学神”面临升学的困难时，他们也更能及时获得老师的帮助。
对于成绩差的学生来说，老师对他们的关注则较少，而且这些学生更可能经历公共羞辱（public shaming），比如在回答问题时，这些学生更容易被老师批评，或是被同学打断和质疑。在这些日常的互动中，学生们逐渐内化了这套身份体系，并习惯于不同身份的对应行为模式。
这套分类体系及其塑造的行为方式和处事策略，不仅适用于高中校园，更是渗入了家庭生活以及学生之后的留学生活之中。
以成为“学神”为目标，中国的年轻精英们在学校和职场中不断确认自己的位置，同时，也在自如地变换对地位体系的阐释，以维系自己的精英位置。
跨国背景下的精英再生产
通常而言，精英被视为在本国有影响力的一小部分人。
然而，随着全球的资源和人员跨境流动越来越频繁，在全球化时代，精英已经不仅局限于原籍国的范围内，而是可以穿梭于各大洲之间，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积累社会和经济资源。
在Study Gods 的研究对象们所去到的西方顶尖高校中，学生们虽然国籍不同，但精英家庭的子女在同一个校园里可以彼此建立联系。
考虑到这些相互交织的途径，当代的精英不仅仅只在本国范围内活动，相反，他们已经走向全球。他们有着相似的生活方式和多元的职业以及目标，基本不受国家边界的阻碍。
而对于中国的年轻精英来说也同样如此。通过追踪这些毕业于超级中学的北京富裕学生们进入高校和职场后的经历，姜以琳发现，到高中毕业时，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已经学会了各种各样的技能，根据地位差异，得到同辈和上级的区别对待，并在遇到可能损害其地位的障碍时，寻求父母等人的外部帮助。
有些人失败了是没有办法再站起来的，但资源多一点的人，失败了是可以重新站起来的。
书里对此有一个生动的比喻，阶层复制的过程就像打牌，少数玩家拿到一手好牌，大部人拿到的则是普通的牌。拿到好牌的人擅长使用各种策略，拿到烂牌的人却常常无计可施。
而拿到好牌的这些年轻精英，将持续塑造着他们后续的人生轨迹。他们在中国、美国和欧洲的高校里、乃至之后的职场中，仍延续着这些技能。
他们对于学校的地位体系有深入的了解，能够制定相应的策略，让他们得以留在顶端，或至少避免掉到底部。这些学生在高中时期用于与同辈和老师日常互动的技能，后来也被应用到与同事和权威人士的工作关系中。
而他们的精英父母，也会在孩子毕业后，继续为其提供安全网式的保护，以防孩子的职业抱负落空。比如这项研究中有学生在海外高校毕业后，发现在当地求职较为困难，父母会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在北京为其“保留”一个职位。
诚然，不是所有人在毕业后都能获得同样丰厚的职位。然而，即使是那些“不太成功”的人，他们的生活相比中国其他地方的普通学生而言也是令人羡慕的。
正如姜以琳在 Study Gods一书中所展示的那样，不同的成绩的学生，特别是“学神”们，拥有着高中时就习得了的、可以维系其身份地位的相关技能，这些技能帮助他们在其后的学习和工作变得卓越，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基于家庭的 “精英”身份。
在接受一条采访时，姜以琳说过，我做精英研究，经常会与失望为伍，但我仍旧觉得研究精英们是一件很重要的的事情。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在思考，面对阶层的固化，有什么样的作为可以给它松绑一点？
虽然这群学生本身的存在，以及他们被教育出来合理化自己优势的这个过程，已经是在造成不平等了，但唯有深刻认识到这点，意识到精英复制背后的机制、方法，才有可能让我们的社会朝更平等的方向前进一步。
《Study Gods: How the New Chinese Elite Prepare for Global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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