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靖难之役攻破南京后，朱棣顺利登基做了皇帝，并开始大封功臣。可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排名第一的并非姚广孝、金忠等文臣谋士，也不是丘福、朱能等靖难名将，而是朱允炆任命的平燕军统帅李景隆。朱棣让李景隆当了奉天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加封太子太师，并增岁禄一千石。每当大朝会时，李景隆都排在诸班文武大臣的首位，让其它的靖难功臣们愤愤不平。对于朱棣这么做的原因有各种说法，有的说是李景隆在“金川门之变”中开门迎投降，更有的说李景隆做了朱棣的双面间谍，一直没有定论。

按照《明史》的说法，李景隆的功劳是“默相事机之功”，这个说起来就有些笼统了。因为没有具体所指，于是被后者猜测出了无数种答案。在我看来，仅凭短短的几个字，李景隆是不可能成为永乐朝大臣中的首席的。虽然这种首席更多的是在地位和荣耀上，对于朝中权势和话语权关系不大，但这也是明朝的脸面，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更何况在靖难之前，李景隆是朱允炆委派的平燕军统帅，曾统领百万大军围剿朱棣的燕军，一度将战争压在北平城附近。按照朱棣的行事作风，不遭到打击报复就是仁慈，怎么可能在大朝会站首席？

实际上朱棣在靖难之后处理朱允炆心腹的手段也是非常残酷的，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等建文朝大臣下场都很惨烈，方孝孺更是被著名的“诛十族”。除了李景隆之外，靖难之役中率军攻打燕军的将领中，只有魏国公徐辉祖结局稍好。这也是因为徐辉祖的姐姐是朱棣的老婆，徐辉祖的弟弟徐增寿因给朱棣当内应被朱允炆杀死，所以朱棣在处理徐辉祖时手下留情。而李景隆作为与朱棣对战的重要统帅，从行为来看是燕军的死敌，却没有遭到打击报复，实在有些不可思议。正因为如此，永乐朝的文武们都愤愤不平，尤其是那些靖难功臣。

虽然李景隆的父亲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外甥，李家是朱家的外戚，但李景隆本人和朱棣的关系并不近，也没有姻亲之类的联系，朱棣因为这点关系赦免李景隆的可能性不大。从史料来看，像辽王朱植这样在靖难之役中站在朱允炆一方的藩王都受到打压和排挤，李景隆的那点血缘关系就算不得什么了。

李景隆在“金川门之变”中开门迎降虽然对朱棣有功，但这点功劳根本抵不上平燕军统帅的大罪。更何况主导发起“金川门之变”的还有谷王朱穗，而他却没有获得李景隆这种显赫的地位。很显然“金川门之变”的功劳并不足以把李景隆送上永乐朝首席大臣的高位，其原因还是在别的地方。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李景隆对朱棣而言既非大功臣，也不是关系密切的亲戚，根本没有成为永乐朝首席大臣的资格。朱棣将他放到这个位置上显然是不合情理的，按照“事有反常，必有妖”的逻辑，朱棣怎么做肯定有别的打算。

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和一些史料记载来看，朱棣这么做的原因还是在于稳定永乐朝的政治态势，逐渐分化瓦解朱允炆逃走后留下的勋贵派系，将自己造反当皇帝的事情粉饰成合法化。而李景隆就是完成这一重要目的的推手人物，所以被朱棣放到了朝中首席大臣的位置。

从前几章的内容中我讲述过，朱允炆将李景隆任命为平燕军统帅，其目的除了围剿燕军以外，还要让李景隆利用战争抓紧军权，削弱勋贵和藩王的势力。勋贵和藩王拥兵自重是朱元璋去世后留下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朱允炆上位后面临的第一麻烦。在藩王问题上朱允炆采取了削藩的策略，而对于勋贵则是利用战争机会逐渐收拢兵权。靖难之役的战争打了四年，虽然最终以南方明军的失败而告终，但勋贵的军权也被李景隆逐渐集中到了南京勋贵手里。朱棣攻破南京城后，这些军队主动投降，战斗力并未受损，对朱棣威胁仍旧极大。

比如驸马梅殷作为朱元璋遗诏中辅佐朱允炆的重要大臣，他拥兵四十万驻扎在淮安，朱棣南下时都不敢硬碰硬，只能选择绕道攻打南京。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的南京并不少见，因此燕军在与整个勋贵阶层的兵力对比上仍旧不占优势。虽然朱棣掌握了政治大权，但这种暂时的稳定并不能持久。掌握重兵的勋贵们愿意投降朱棣，其实也是想着用手中军队在永乐朝换取更大的政治利益。而李景隆作为南京勋贵之首，又曾是平燕军统帅的身份，对于这些勋贵的政治态度就有很大的影响力。朱棣反常的重用李景隆，就是像利用这个影响力安抚人心。

在勋贵们看来，朱棣当皇帝后必然会做两件事，一是大封功臣，二是清算旧账。南京勋贵们在靖难之役中站在朱允炆一方，显然是惧怕朱棣翻旧账的，而且他们还想用手中的兵权换取荣华富贵，所以有着各自不同的需求。而朱棣把李景隆放在首席大臣的位上，既是安抚人心，也是政治表态的需要。

按照正常逻辑，李景隆作为平燕军统帅是大罪，必然是要被追究的。如果李景隆都没被追究，还被加官进爵，那其它参与靖难之役的南京勋贵们便安心了。只要他们配合朱棣交出兵权，就不必担心即将到来的打击报复，而且还能够得到新的荣华富贵。

朱棣这么做用政治利益和荣华富贵轻易的就瓦解了南京勋贵的防范之心，换取了南京周边明军的兵权，也稳定了南京的局势。只要这些掌控兵权的勋贵们不团结一心，朱棣的皇位就是非常文档的。而且在善后处理朱允炆的事情上，朱棣也需要南京勋贵们的配合。这些勋贵们是整个建文朝的见证者，可以证明朱棣继承皇位和合法性。只要这些勋贵认定齐泰、黄子澄等人为奸臣，那朱棣靖难起兵的理由便成立，那他以朱元璋的《祖训》为理由发动靖难之役就不算造反，那他当皇帝就具备合法性。

因此无论是从稳定政局的角度，还是从皇位所自带的正统属性看，朱棣都需要这些南京勋贵的配合。他用李景隆来做代言人，以争取勋贵中对其的信任，平息靖难之役带来的政治动荡，都是合情合理的操作。而朝中大臣的反对和靖难功臣的愤愤不平，这只是他们私人利益被削弱后的表现，却并不是朱棣登基后要考虑的第一问题。对朱棣而言当皇帝和当燕王是不同的层次，考虑事情的格局也发生巨大变化，所以利益倾向性也就不同了。当然朱棣也不会永远将李景隆放在首席大臣的位置上，只要政治形势趋于稳定，他就会有新的安排。

而李景隆就比较天真幼稚了，他以为朱棣在整顿南京上离不开他，就可以肆无忌惮的为所欲为。殊不知这种首席大臣的日子只过了一年多时间，就迎来了朱棣翻旧账的暴风骤雨。于是李景隆遭受到了来自于藩王、文官集团、靖难功臣和其它勋贵的猛烈弹劾。朱棣先将其功臣封号削去，然后再夺去国公的爵位，最后将其一家圈禁起来。这个操作既是打击报复，杀鸡给猴看，也争取了更多的人心，是朱棣重构明朝政权的最后措施。从这个事情也可以看出，朱棣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极为高明的政治手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