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晚7时，成都市人民公园内蝉鸣鸟叫，但往日常见的广场舞队伍并未出现在核心活动区。常来散步的市民阿姨告诉封面新闻记者，平时园内健身队伍都会主动控制音量，一旦声响过大，公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便会上前提醒劝导。负责巡逻的文明劝导员也证实：“音量超标肯定不行，我们巡逻发现都会要求调小。”

而同一晚8时的成都永陵公园则是另一番热闹景象：多支广场舞、健身团队齐聚广场，至少4台音响同时播放乐曲，记者在现场用分贝仪测得平均声级达85分贝，公园一侧的噪声监测显示77分贝。周边保洁人员与路过居民均表示“音量偏大，确实会影响旁人”。当记者提及8月15日即将施行的噪声管控新法时，一位操控音响的阿姨面露疑惑，反复确认了法条的施行时间。

成都永陵公园噪声监测仪器 （摄影：王云嘉）

成都永陵公园规范娱乐健身活动告知牌（摄影：王云嘉）

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其中第五百九十三条针对生活噪声的管控条款，精准对准了这类群众反映强烈的公共场所扰民问题。

新规划红线：

敏感区禁用高音喇叭 拒不改正最高罚千元

法典第五百九十三条明确划定管控边界：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禁止使用高音广播喇叭，紧急情况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特殊情形除外。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娱乐、健身等活动，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噪声污染。经说服教育后拒不改正的个人，可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事实上，地方层面早已开展相关治理探索。今年5月，眉山生态环境局就曾部署公共场所噪声自查自纠工作，但受限于罚则支撑不足，过往治理多以劝导整改为主，威慑力有限。此次新规明确处罚条款，为基层治理补上了刚性约束。

公园广场舞音响（摄影：王云嘉）

制度再进阶：

安宁权提级 打破“唯分贝论”盲区

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李夙律师认为，本次新规绝非简单的罚则加码，而是噪声治理逻辑的全面升级。“过去噪声治理仅属于治安行政管理范畴，此次将声环境安宁权纳入法定生态环境权益，与清洁空气、洁净水源等同级保护，既强化了行政监管的法律依据，也为居民民事维权、环境公益诉讼提供了支撑。”

李夙律师表示，条款构建了“说服教育-责令改正-警告-罚款”的梯度处置体系，坚持教育优先、过罚相当，填补了过往“要么不罚、要么直接治安处罚”的规则断层，更贴合生活噪声纠纷的温和处置需求。

成都府河边小区住宅楼下广场（摄影：王云嘉）

从事噪声排查工作多年的声学专家朱林博士则指出，新规最大的技术进步，是打破了“唯分贝论”的判定局限。“广场舞低音炮这类低频噪声一直是治理盲区，它穿透性极强，普通窗户很难阻隔，即便按现行《声环境质量标准》测算的A计权等效声级未超标，也会对居民造成持续干扰。”朱林博士解释，我国低频空气传声专项标准研制多年尚未正式出台，此类扰民事件，此前始终缺乏明确处罚依据。本次条款以“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作为核心判定原则，将未超分贝但实际扰民的情形纳入管控范围，补上了低频噪声治理的制度短板。

落地或存堵点：

应兼顾健身需求和安静生活权益

尽管新规进步显著，但两位专家均坦言，落地执行或仍面临多重现实挑战。

李夙律师提出，法律概念的模糊性极易引发执法纠纷。“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由各地县级政府划定，但全国无统一的住宅占比、范围公示标准，商住混合小区、临街零散住户是否纳入，各地尺度不一。

此外，她指出，“拒不改正”也缺少统一认定规则，责令改正的形式、整改期限均无明确规范，面对“执法到场就关停、离开就重启”的规避行为，各地判定差异较大。

李夙律师表示，执法主体权责不清、部门衔接不畅也是普遍痛点，监测权限与执法权分离，往往导致“执法人员到了测不了，检测人员到了活动散了”的尴尬局面。

朱林博士则从技术层面补充了取证与标准衔接的难点。他表示，《声环境质量标准》是区域整体噪声的目标总纲，管控的是所有声源叠加后的等效声级。“如果区域本底噪声本身偏高，广场舞、流动喇叭只是导致超标的‘最后一根稻草’，很难单独界定单一声源的责任占比。”

朱林表示，法定超标判定需满足规范时长的等效连续声级，不能仅凭瞬时峰值认定，群众自行录制的音视频不符合监测规范，无法单独作为处罚证据，进一步抬高了取证门槛。

针对落地难题，李夙律师认为，各地应尽快出台配套裁量基准，按违法次数、扰民时段、危害程度、配合态度细化处罚梯度，同时建立“监测+执法”快速联动机制，避免部门推诿。

两位专家均表示，噪声治理不能只靠事后罚款，也可通过划定公园活动专区、规范活动时段等源头引导方式，兼顾群众健身娱乐需求与居民安静生活权益，让降噪新规既有力度也有温度。

(封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