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下午四点就要坐车离开上海，我们抓紧时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梁晓声于8月13日来到朵云书院·旗舰店与读者见面。记者看到，距离活动开始还有15分钟，场内已是座无虚席，不少读者站在观众席的末尾和两侧。

从青年时代在复旦大学的求学往事，到多年以后在上海这座城市的新感受；从教学经验，到小说创作心得，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话题交错延伸，个人记忆、城市记忆与时代变迁交织在一起。而梁晓声最多讲起的，是上海这座城市。“看到上海，会突然有一种自信——发展变化是不可阻挡的。有上海的中国就多了一份底气。”他说。

“吴侬软语”令他感到“治愈”

梁晓声与上海的缘分，要追溯到青年时代。1974年，梁晓声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这样的记忆在梁晓声多年后的文字中依然清晰，在《复旦与我》中，他写当年中文系老师的关爱，“还体现为一种不言而喻的、真情系之的保护”“任什么时候回忆起来都是凝重的”。而那位曾将他带到“与文学最近的人生路口”的招生老师，在他入学后被隔离住进卫生所时，还曾站在楼下仰头安慰他半个多小时。

回望自己一路走来的经历，梁晓声曾在《感激》中写道：“我这个人的一生，却实际上是被众多的好人，是被种种的世间温情簇拥着走到今天的啊！”复旦的老师、同学，以及那段在上海求学和生活的岁月，都成为这份“感激”中重要的一部分。

在他眼中，现在的上海已是一座截然不同的城市：现代化的、高楼林立的，处处生机盎然，城市版图规模巨大。对他来说，上海在现代气质之外，亦有极具生活化的一面，“当然我心里面也会保留从前的一些上海印象，我觉得那也很好。”他记得小弄堂里清晨的洗刷声，也记得夏天走在街上的上海女孩子。与他熟悉的北方城市哈尔滨不同，上海女孩穿着短衫短裙，踩着宽松的拖鞋出门，走在路上发出“啪啪”的声音，这些都带着这座城市独有的生活气息。上海话更让梁晓声难忘，“吴侬软语”是“治愈的”。他甚至在书展现场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设想：“在文旅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某一条商业街或者小巷子里，有几处小商店和饭店标明用沪语来接待顾客，这或许也是一个城市特色。”

书写源自内心的真正“感动”

从《今夜有暴风雪》到《慈母情深》，再到《人世间》，梁晓声以多元的文体，持续书写大时代下普通中国人的命运与情感。很多读者好奇，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梁晓声“内心经受挣扎作品是哪一部？”

他说，与其使用“挣扎”一词，不如说那是一种“矛盾”或“纠结”。一种矛盾发生在真正落笔之前，那是已经对生活和人的处境产生了感受，却还在犹豫，这些感受究竟要不要流露、要不要表达。他由此谈到自己教学时常说的话：“如果觉得写不出来的时候，就想想你们感动过的事和你们最亲的亲人们。”梁晓声回忆，一些年轻学生很少真正书写自己的家庭，“但我年轻的时候属于‘拉链派’，和我相识不久的人会渐渐知道我的家和我真实的痛苦，我并不觉得这很幼稚。”

“创作方法层面的纠结”，亦是梁晓声在写作时会处理的重要问题。他回忆，撰写《一中的史记》时，“当时我想把所有关于教育的焦虑都放在文章里，并给出解答，但这时我发现我在做一件我做不到的事情，我所给出的解答也未必合乎逻辑，所以越写越没有信心。”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只是在“写事情”，而忽略了一切关于教育的理解，都要通过人物来支撑。“当一部长篇小说仅仅变成写事不见人物的时候，就无法继续下去了。”他重新把笔触拉回人物，找到了作品继续向前的方向。

“恰当地用词”，这是梁晓声想对热爱写作的人说的话。很多人习惯把他青年时代的生活概括为“苦难”，但梁晓声并不认同，“我不认为我经历的是苦难，我也只不过经历了一些清贫，经历了一些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