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全球约2万名谷歌员工走上街头，抗议公司对高管性骚扰指控的处理方式。组织者之一克莱尔·斯台普顿曾是谷歌内部的明星传播专员，甚至被同事称为"谷歌的吟游诗人"。六个月后，她以遭受打击报复为由愤然离职，并将这段经历写成新书《不作恶：坏老板、空承诺，以及我从大科技公司的出逃》。

2007年，斯台普顿大学毕业后加入谷歌，形容那种感觉"就像拿到了威利·旺卡的金奖券"。她很快在公司崭露头角，深度参与塑造谷歌的公众形象。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她调往纽约谷歌创意实验室之后。她将那里描述为"一半乌托邦、一半反乌托邦，且分不清两者区别"的地方——管理层几乎不提供任何指导，大量工作不过是在推销一种她觉得毫无意义的"矫情科技乐观主义"。待了约一年后，她转投YouTube营销团队，但内心的不安与日俱增，最终在2018年的大罢工后彻底离开了这家她曾全力捍卫的公司。

离职后，斯台普顿为《Elle》杂志撰文，试图梳理自己对前雇主的复杂情感。文章引发广泛关注，吸引了出版经纪人的注意，但她当时并无写书的念头，转而开设了一个职场建议专栏，并为前谷歌员工比尔·马里斯创办的风险投资公司做自由撰稿。

"那里有很多前谷歌人，我们经常聊起各自的经历，"她说。渐渐地，她开始思考：他们是否曾在不知不觉中身处一个"邪教"？"离开的方式有点像那样——它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身份认同，充满情感与心理的纠缠。"

在她看来，谷歌的根本性转变始于2011年拉里·佩奇接替埃里克·施密特出任CEO。"大家都说埃里克是那个企业人，拉里才是纯粹的技术人，"她说，"拉里有着极其宏大的愿景，希望公司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

然而现实走向了反面：每位高管都拥有了独立的传播团队，营销部门急剧膨胀，公司变得更加官僚，效率反而下降。"讽刺的是，拉里自己也在警告：'如果公司过于臃肿，我们就会僵化，就会停止创新。'但这恰恰就是后来发生的事——谷歌变成了一个臃肿的机器，还开始学苹果搞品牌营销。"

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失败的创新尝试：谷歌眼镜让佩戴者沦为笑柄，谷歌+被视为追赶竞争对手而非真正创新的产物，而那个时代唯一真正好用的产品——谷歌阅读器——却被砍掉，以便为谷歌+和谷歌X让路。

与此同时，公司引以为傲的员工友好文化也名存实亡。所谓"彻底问责"，实际上意味着个人承担所有问题的责任；质疑权威被扣上"抱怨"的帽子；曾被奉为圭臬的"同理心"，如今却被视为软弱。向人力资源部门正式投诉，换来的只是"煤气灯效应"和斯台普顿所说的"公关柔道"——口头表示支持，却从不采取任何实质行动。

"你指出问题，你就成了问题本身，"她说。

她还亲眼目睹了科技行业近年来在政治立场上的机会主义转变。"我认为我们现在都更清楚地看到，每个人都在争权夺利，顶层是一个封闭的圈子，我们根本不在其中，"她说，"人们对大科技公司的幻想已经普遍破灭。对科技巨头保持怀疑，已经成为一种跨党派的共识。"

书中最令人动容的篇章，是关于她与哥哥斯科特之间深厚情谊的描述。斯科特是她最重要的倾听者，他对企业双重标准的天然警惕，给了她一个宣泄偶尔疑虑的出口。2008年，斯科特在土耳其遭遇摩托车事故，骤然离世，令她的世界轰然崩塌。

悲痛中的斯台普顿将自己埋入工作——"用表现正常来应对悲伤"——而谷歌的文化恰恰助长了这种逃避。她坦言，当时从未真正走出哀痛。这也使得在书中写到哥哥的部分格外艰难。初稿的试读者普遍反映，这些章节读来过于疏离，缺乏全书其他部分的那种温度。

"我只是在描述发生了什么，因为当时我真的无法深入那段记忆，"她说。后来，她回到父母在圣巴巴拉的家中，翻出斯科特的旧邮件和聊天记录，重新修改了这些章节。"我哭了整整一路，"她说，"因为即便已经过去18年，那种感觉依然鲜活。那个巨大的空洞还在。但某种程度上，这也让他重新活了一次。悲伤的浪潮偶尔还会涌来，但我现在能更坦然地迎接它，因为我也因此更加感恩，曾拥有过这段珍贵的手足情谊。"

Q&A

Q1：克莱尔·斯台普顿是谁？她为什么离开谷歌？

A：克莱尔·斯台普顿是谷歌前传播专员，曾深度参与塑造谷歌公众形象，被内部称为"谷歌的吟游诗人"。2018年，她参与组织了约2万名员工的全球大罢工，抗议公司对高管性骚扰指控的处理方式。此后她声称遭到降职报复，随即愤然离职，并将这段经历写成回忆录《不作恶》。

Q2：谷歌的企业文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质的？

A：斯台普顿认为，关键转折点是2011年拉里·佩奇接替埃里克·施密特出任CEO。此后公司组织结构大幅调整，营销部门急剧膨胀，官僚气息日益浓厚。曾经标榜的员工友好文化逐渐名存实亡，"彻底问责"变成个人背锅，质疑权威被扣上"抱怨"的帽子，人力资源部门也失去了制衡管理层的能力。

Q3：《不作恶》这本书主要讲了什么内容？

A：这本书是斯台普顿在谷歌工作12年的亲历回忆录，记录了她从满怀热情的新人到主动发声的异见者的心路历程。书中涵盖谷歌企业文化的演变、职场权力结构的失衡、大科技公司的政治转向，以及她与哥哥之间深厚情谊和突然失去他的悲痛经历，是一部兼具个人情感与行业批判的深度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