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公开资料显示的1960年第二批特赦，后又被认定为起义将领的沈醉是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但他的少将是铨叙军衔还是职务军衔，他被抓前刚晋升为中将总司令，他当总司令的“云南游击总司令部”有多少人枪，可能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相当一部分人甚至都不知道沈醉当过中将总司令，就更别提知道那个总司令部下面有几个军、几个师了，倒是时任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的徐远举，在沈醉晋升“中将总司令”后的那一番话很有意思，我们似乎能从徐远举那番话中看出当年蒋家王朝的官帽已经“贬值”到何种程度了。

沈醉在《我的特务生涯》中说自己二十八岁就晋升少将，有史料说那是1942 年年末，也有人说是1943年年初，不管是哪一年，我们都可以百分之百确定：沈醉那个少将，就是职务军衔，因为有确凿的史料证明，军统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戴笠，是1945年才从步兵上校铨叙为陆军少将的，与戴笠同一批铨叙少将的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孙立人将军——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孙立人，当新三十八师师长、新一军军长的时候，铨叙军衔都只是上校，他是在远征军指挥部下第五十师攻克南图那一天才被铨叙为少将的。

这样一算，我们就很清楚了了：沈醉“晋升少将”的时候，戴副局长还只是个上校，他手下除了郑介民、唐纵之外，可能连半个铨叙将军都没有——郑介民、唐纵以及文强，都是另有职务，所以铨叙军衔可以比戴笠高，但沈醉只是个搞总务的，铨叙少将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沈醉直到在昆明起义中被扣留、软禁直至逮捕关进昆明陆军监狱，最高铨叙军衔也只能是上校，甚至是中校也是可能的——跟沈醉有仇的郑介民从军统局最后一任局长、保密局首任局长变成“国防部次长”，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的职责已经由“国防部人事厅”接管，有郑介民在，沈醉想铨叙少将，比登天还难。

沈醉因为在军统局权力之争中站队毛人凤，还给郑介民挖过坑，郑介民直接枪毙了沈醉的嫡系、总务处管理科科长邓毅夫，还趁沈醉到各省站巡察之际搜过沈醉的家，遗憾的是没抓到把柄而已。

郑介民和沈醉的个人恩怨与本文关系不大，可以一笔带过，有意思的是沈醉帮毛人凤夺得保密局局长之位后，马上被一脚踢开，“发配”到危机四伏的云南去当站长，成了《葫芦僧判断葫芦案》里那个给贾雨村出馊主意的“门子”。

沈醉在云南的职务，还真不止是“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一个职务，他还有几个公开身份，那就是“国防部少将专员”、“云南专员公署主任”，沈醉在《军统内幕·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和《人鬼之间·徐远举的特务生涯》中都提到了1949年12月9日他和徐远举被抓前最后一次会面的情景：“我送随他一道来的保密局两个处长（总务处长成希超、经理处长郭旭）到皇后饭店休息，将徐远举邀到我家中。我拿出毛人凤11月20日给我的一封亲笔信给他看，信上主要是说为了确保云南这一基地，让我好统一指挥在云南的游击武装部队，他已呈请蒋介石批准，把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办公室改为专员公署，把国防部云南游击司令部改为总司令部，晋升我为中将，并附来国防部委任我为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与游击总司令的委任状。（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沈醉回忆录）”

据沈醉回忆，1949年12月9日一大早，他刚洗过冷水浴正在做早操，徐远举由成都打来长途电话，说他当天中午将与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成希超，一同飞往昆明，要沈醉为他们三人安排次日飞往台湾或海南岛的机票：“当时，我在昆明正积极执行所谓‘应变布置’，筹备成立国防部云南游击总司令部，正是最忙的时候，由于我与徐远举、郭旭、成希超的交情都很深，所以再忙也得挤时间去机场迎接他们。”

沈醉接到了徐远举、成希超和郭旭，并把他们分别安置下来，然后这三个特务少将都在下塌处被捉，更狡猾的周养浩一直没出机场，但也没能逃掉，被起义的昆明警察从机场搜出来逮捕了。

沈醉忙得脚打后脑勺，就是为了搭建他那个“游击总司令部”的架子，招兵买马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但老蒋和毛人凤允许他招多少人、他能招到多少人，那可就难说了。

在卢汉宣布起义之前，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和军长李弥、余程万都在昆明并一同被扣押，李弥、余程万和沈醉都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张群则被放了回去：“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八军军长李弥、宪兵副司令李楚藩、参谋长童鹤莲、师长石补天、空军副司令沈延世和我七人，全部被卢汉扣留强迫参加云南和平解放。张群早被扣留，是用他身上带的图章把我们召去的。张不愿随同卢汉起义，卢便在第二天把他送到香港去了。”

沈醉在戴笠活着的时候顺风顺水，戴笠死后被毛人凤轻松碾压，在云南的日子过得危险、憋屈，最后毛人凤给他一个“中将游击总司令”的纸糊帽子，可笑的是沈醉居然想想大干一场：“哼！你想让我死在云南，我偏不！我要力挽云南危局，做个样子给你瞧瞧！”

沈醉甚至还想把徐远举也留在云南，并表示自己宁愿给徐远举当副手，也就是让沈醉自己当副总司令，可以把“少将专员”和“中将总司令”都让给徐远举，还认为徐远举比自己办法多，他这种“顾全大局”，恰恰能证明他是，或者曾经是一个顽固死硬的特务分子。

沈醉从一入行就当特务，“最高学历”也不过就是“长沙文艺中学初中”肄业，既不是浙江人，也不是黄埔生，想正式晋升少将乃至中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蒋家王朝的军衔系统混乱、黑幕后门频发，但资历、学历等硬杠，还是有人卡的，所以沈醉不“把握住时机”，就可能止步于上校，这也是他没有不顾一切毒死毛人凤（他已经准备好了两种毒药），也没有在判断出卢汉将起义的第一时间逃离的主要原因。

沈醉在起义通电上签字，也只是“权宜之计”，这一点他在回忆录中也承认，至于承认的背后还有什么考量，那就不好说了：“李弥、余程万两人虽已发表为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的委员，但七个人（余程万、李楚藩、李弥、沈延世、石补天、童鹤莲、沈醉）都不甘心于旧时代的死亡，时时研究如何能取得自由后，再来一次报复性的行动，把已解放了的云南重新置于蒋介石和自己的统治之下。大家把扯下来投入字纸篓的勋标和领章等重新拾起来保存着，准备再用。”

沈醉野心勃勃，徐远举毕竟当过东北区区长、西南区区长，比沈醉更了解时局，他当头向沈醉泼了一盆冷水，他把沈醉的委任状往桌上一摔：“到了这个时候，委我当西南军政长官，接替张群的工作，我都不会干。现在才来加官晋级，顶个屁用！我看你也别傻，还是趁早走吧！这次他们早坐上直飞台湾的飞机走了，把我们送到这里来担惊受怕，这个教训还不够吗？”

沈醉执迷不悟，坚持要留下来当他那个中将游击总司令，结果拒绝徐远举劝告的当天就被卢汉扣押，他的司令部还没有招到一兵一卒，能用的也就是他手下那帮小特务而已。

一般来说，一个中将级别的“游击总司令”，基本跟兵团司令平级，至少要跟军长平级，弄个两三万人枪，也是合规的，但想从卢汉手里挖走一个营一个连都是不可能的，而属于“中央军”的李弥和余程万，能正眼看沈醉一眼就不错了，他们的两个军，也不会调拨给沈醉一兵一卒，至于武器，那就更可笑了——沈醉当了那么多年特务，接触过活力最强的武器，也就是机枪和冲锋枪而已，最大的“军事行动”，也就是带着几个小特务抓地下党，在行动中曾被一枪打中胸口（对方枪弹穿透力不足，沈醉穿着较厚）、被竹竿挑出一只眼球（后来被戴笠请名医装了回去，沈醉晚年眼神不佳），他的“军事能力”可能还不如一个军统青浦特训班的学员——戴笠当年办青浦班，就是要为“江浙行动总队”培养营连级指挥员。

沈醉跟蒋家王朝的其他将领一样，都是盲目自信、无知者无畏，他居然想在云南跟解放军打游击，这就是不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了。

沈醉被卢汉扣押，实际是因祸得福，后来还享受了起义将领的待遇，连他自己都觉得受之有愧，如果沈醉在卢汉动手前逃出昆明，那结果可能就比较奇妙了：沈醉是富家子弟出身（齐白石也曾为沈家大宅画过大衣柜，沈醉用那些画又从白石老人那里换了《百鸡图》《百虾图》《百荔图》），既没有战斗经验，又不能吃苦，就是给他一个军、一个师的兵力，也只能被他带成土匪，并在大西南剿匪作战中被俘，如果沈醉以兵匪头子的身份被活捉，您猜他还有机会进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吗？您对徐远举那番话，又会作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