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冠大流行的结束，古典音乐演出市场回暖，亚洲顶尖音乐家成为乐迷的宠儿。王羽佳与柏林爱乐乐团前不久的上海驻演，门票被疯抢一空，下半年她还将与安东尼奥·帕帕诺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再度来国内。郎朗继续着全国各地的巡演日程，并发布新专辑。最近，澳大利亚华裔小提琴家陈锐来沪，与英国皇家爱乐乐团联袂献演，也受到观众的热情追捧。

国际主流大赛中，亚洲选手屡屡胜出，连指挥家这一领域都在涌现大量人才。亚洲是古典音乐的后发地区，当代亚洲音乐家特别是其中年轻有活力的当红者们，何以受到演出市场的认可，并成为世界乐坛上的重要力量？他们如何认识自我？有怎样的愿景？

新书《古典音乐界的亚洲人》的作者日裔美籍学者吉原真里从小学习古典音乐演奏，她从自己的亚裔身份出发，采访了70多位亚洲（裔）音乐家，梳理古典音乐在亚洲传播的历史，倾听音乐家如何理解来自西方的音乐作品，考察他们在白人主导的古典音乐世界所扮演的角色，种族、性别、阶级等因素如何影响职业成就。日本的竹泽恭子、高桥利夫，中国台湾的林昭亮，美籍韩裔的大卫·金，日籍华裔的安东尼·崔·丽芬等音乐家在书中分享了感受。

先驱者

8月9~11日，上海歌剧院、英国皇家歌剧院、上海大剧院联合制作的歌剧《蝴蝶夫人》由许忠指挥，在上海大剧院上演，以纪念普契尼逝世100周年和《蝴蝶夫人》首演120周年。这部歌剧见证了亚洲人在西方世界参与艺术创作的里程碑事件。

歌唱家三浦环1884年出生于东京，在她20岁的时候，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在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上演。1913年，环因嫁给医生三浦政太郎而随夫姓三浦，两人婚后到德国学习。1915年，三浦环出演《蝴蝶夫人》女主角“蝴蝶夫人”巧巧桑，在伦敦引起轰动。她还在全球展开了大范围的巡演，1932年回国后成为日本国内知名的音乐教育家。

在普契尼的歌剧情节中，巧巧桑是一个15岁、小巧柔弱的日本女孩，家道中落、父亲自杀，她经人介绍与美国海军军官平克尔顿结婚，并生下金发碧眼的儿子。虽然丈夫离开长崎后三年未归，巧巧桑仍十分相信爱情，并笃信自己已是“美国人”，甚至因改变信仰而遭到家族的抛弃。不幸的是，平克尔顿返回日本时，已背叛了她。平克尔顿和新娶的美国妻子带走了孩子，巧巧桑则自杀殉情。在歌剧中，普契尼以自己的方式多处模仿日本音乐来作曲，情节和唱词上，也讨论了国族、家庭、情感、文化等问题，有鲜明的“世纪末”特质。

吉原真里指出，虽然巧巧桑这个角色诞生于西方世界对日本女性的东方主义幻想，并被投射到身为主演的三浦环身上，但三浦环实际上是一个很不传统的日本女人，而是当时媒体报道中典型的“新女性”。

1912年，三浦环在她编辑出版的《世界歌剧》中介绍《蝴蝶夫人》时，批评了作品中的文化和风俗，认为其中有很多歪曲，但对音乐价值持肯定态度。在演出时，她按照创作原意去表演，并满足非日本观众的期望。她对服饰细节提出了调整，说服导演加入了婚礼上交杯喝清酒的动作，以向西方观众展示这种有异国情调的日本习俗。她还向一位日本演员的妻子学习传统舞蹈动作，融入歌剧表演中。

三浦环在欧洲和美国多次出演了其他东方主义风格的歌剧，角色多为艺伎，她认为接受演出机会才是让西方人最快了解东方人的途径。她还在独唱音乐会中演唱莫扎特、舒伯特等人的古典曲目和日本传统歌曲，以《蝴蝶夫人》中最知名的咏叹调《美好的一天》作为结尾。尽管私生活方面的叛逆曾长期招致舆论的抨击，但三浦环仍被认可为向世界输出日本文化的载体。

吉原真里在书中提出，虽然音乐家必定属于他们所生活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但他们的人生和作品也被观众的需求、期待和反应影响。在深层次上，音乐家往往以挑战外部环境的姿态来实践音乐，三浦环的人生体现了亚洲（裔）音乐家以自己的方式拥抱音乐，打动观众，探求深远意义。

后来人

在上海音乐厅，陈锐像刚完成健身训练一样，满面红光地放下琴，坐在记者们身旁。近来他的人气空前高涨，在社交网络上，很多人追踪着他最新的动态。

陈锐1989年生于中国台湾，4个月大就随父母移民澳大利亚，小时候以业余爱好的方式学琴，13岁开始走专业道路。2004年，他被柯蒂斯音乐学院录取，2008年获得梅纽因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头奖，2009年获得伊丽莎白女王大赛冠军。

在2018年的专访中，陈锐曾对第一财经表示“玩古典音乐的人也可以很有趣”。在社交媒体时代，他的短视频创意收效显著，除了几百万的粉丝量，据他当时坦言，一些乐团和音乐厅也会因为觉得他有趣而邀请他演出。

现在陈锐把很多精力用在做音乐教育、游戏和设计事业上，他称自己已经降低了每年的音乐会数量，不再像以前那样以平均3天一场的频次去演出，而是经常休息，或去做音乐之外的几项事业，换换脑子找找灵感。

陈锐赞同当今众多亚洲音乐家能取得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是足够努力。另一个重要的因素，他认为就是试图融入不同文化的欲望。同样是学习和演奏古典音乐，跟西方人比，亚洲人从小就会感觉到自己是不一样的。他认为，如果能改变这一点，就会比以往更成功。虽然难度不小，但已经有很多人做到，比如纽约爱乐乐团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亚洲面孔。

他说，就像奥林匹克精神一样，亚洲的年轻音乐家会为了变得伟大而不怕吃苦，而美国人通常一提要吃苦就会不开心。亚洲人面对这种能够改变的机会会很敏锐，有一种努力去达到目标的觉悟。对自身的能力和目的，在别人评价自己的时候会作出怎样的反应，都很清楚，有觉悟要去跟自己赛跑。

从陈锐的经历和思考中可以看出，他对亚洲人在古典音乐领域的成功原因有着明确的认知。像100年前三浦环所经历过的那样，作为后来者和文化背景不同的音乐家，学习和融入是极为重要的机会。通过足够的努力取得融入的机会之后，亚洲人在各种不同的文化碰撞中学到新东西，也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丰富的情感转化。

《古典音乐界的亚洲人》一书采访的众多音乐家中，1960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的小提琴家林昭亮也谈到了类似的观点。15岁从澳大利亚来到纽约入读茱莉亚音乐学院时，他曾“想方设法变成美国人”，三四年没有讲过一句中文，当时的很多东亚学生都想要被同化，韩国学生也是一样。但最终，通过关注历史、学好中文，林昭亮的身份认同也开始转变，重新认识到做华人是一件很好的事。

林昭亮认为，尽管自己对中国音乐的了解还很有限，但在演奏华人作曲家作品的时候，仍会比外国人更深刻一点。20世纪90年代初，在准备演奏谭盾的小提琴协奏曲《京剧外传》时，他意识到华人文化中的西方古典音乐创作和演绎不必像把京剧转成小提琴那样，而是要展示出一种印象，用心灵上的亚洲哲学韵味去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