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动荡频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作为全球经济传统三大板块的亚洲、欧洲和北美地区，正呈现出不尽相同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

其中，深受地缘安全危机困扰、经济增长严重承压的欧洲，在全球经济增长以及科技创新等领域的引领作用遭到削弱。如今，欧洲一些行业出现日益严重的保护主义倾向，对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而言，这种做法只会适得其反。在北美地区，美加墨协定（USMCA）面临重新谈判。目前，美国在全球科技创新中依然占据领先地位，以美股“科技七巨头”为代表的一些美国超级企业一时难有等量级的竞争对手。不过，美国现在最具核心竞争力的领域是研发设计和金融服务等，制造业“空心化”短板一时难以补齐，这种状况未来可能持续拖累美国经济前景。

与之相比，作为当今世界经济主要引擎的亚洲，被认为将迎来新一轮工业“超级周期”，并且可能是2003年至2007年该地区经历工业化高速扩张期以来未曾出现的情况。根据摩根士丹利不久前发布的报告，亚洲这轮工业“超级周期”以人工智能（AI）、能源安全等为重点发展领域，2025年至2030年间的相关资本支出将会出现明显扩张，支出增速将达2023年至2025年间的3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也继续看好亚洲经济增长态势，并对亚洲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寄予厚望。IMF统计显示，2025年亚洲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比25年前的30%翻了一番。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GDP增长率为4.4%，超过欧洲的1.3%和北美的2.2%。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强调，“不谈亚洲，就无法讨论世界经济的未来”。

显然，亚洲经济继续保持稳步发展势头，并在短期内迎来新一轮工业“超级周期”，很大程度上源自地区经济发展的结构性转型，即从20年前主要依靠传统工业制造转向以AI为显著特征的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包括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以及新型电网、储能设施、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领域。相关统计显示，预计未来5年全球在AI数据中心领域的投资高达2.8万亿美元，处在AI硬件供应链核心地带的中日韩和东盟等亚洲国家，将是主要的投资受益地区。

回顾二战结束以来的地区经济发展史可知，亚洲在过去80多年间逐步成为全球经济、产业和科技核心地带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产业承接、消化吸收以及实现自主创新的不同阶段。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亚洲“四小龙”“四小虎”衔接跟进之后，中国大陆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逐步融入全球产供链价值链分工体系。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也在随后20多年间完成重构和转变，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从日本在地区经济中发挥引领作用，到中国成为全球中间品贸易枢纽和全球价值链主导性力量，进而带动亚洲地区走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前沿地带。

总体来看，亚洲地区新一轮工业“超级周期”的孕育和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下因素或条件。

首先，亚洲作为全球制造业和中间品贸易中心板块，对区域内外的产业和科技投资产生巨大引力效应。

从全球产业发展史来看，18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80年代，世界相继出现以英国、美国和日本等作为“世界工厂”或主要制造中心的产业分工格局。以2001年加入WTO为标志，中国深度融入国际产供链和经济全球化，逐渐成为在全球制造业高中低端均有比较完整产业链的新兴经济体。根据世贸组织发布的《全球价值链报告》，2017年起，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的价值链中心节点，与美国、德国共同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三大枢纽。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WITS）数据显示，2000年到2021年，中国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产出，在全球所占的比重由5.6%快速上升至27.7%，跃居世界首位。

在成长为亚洲乃至全球产供链价值链枢纽的过程中，中国不断释放辐射和带动效应，促进地区经贸一体化和投融资便利化，拉动区域内双多边投资与贸易快速增长。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累计双边投资超过4500亿美元。加上美欧日韩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东盟近年来成为仅次于中国的亚洲另一中间品贸易集中带。如今，以中国为龙头、日韩和东盟为两翼，亚洲地区形成在电子元件中间品制造等领域的超级产业矩阵，占据全球该类中间品贸易的七成左右份额。这种地区内部产业分工和协同效应，放在全球来讲都可谓独一无二。

现在，亚洲即将迎来新一轮工业“超级周期”，其中一个重要条件正是亚洲崛起为全球制造业和中间品贸易中心后大量吸引内外产业和科技投资。就此而言，来自中国的大当量投资和拉动作用，本身就是推动亚洲新一轮工业“超级周期”的关键因素。

其次，亚洲正在成为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领先地区，区域内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进入内生性增长的新阶段。

除日本外，亚洲地区过去长时间以来主要是劳动密集型投资的集中地带。20世纪60年代末，亚洲尤其东亚经济开始形成“雁行模式”，以产业间和产业内垂直分工为基础，形成以日本为“头雁”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梯次产业分工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不断推动对外开放、全球制造业结构性转移、丰富的人力资源以及广阔的市场空间等，使中国经济发展收获一系列红利——“入世”红利、全球制造业转移红利以及人口红利，经济规模连续攀升，逐渐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如今，中国正在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中稳步提升在全球产供链价值链中的地位，推动自身由制造业和贸易大国向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产业、贸易和金融强国升级。基础设施领域超大规模投资能力、完备的产业制造和人才梯队建设等优势，推动中国经济向着高质量发展大步迈进。在清洁能源投资方面，过去10年，中国在全球相关领域投资中的占比由1/4提高到近1/3，2025年中国在总额为2.2万亿美元的全球清洁能源投资中占比接近30%，接近欧盟与美国的总和。预计“十五五”时期，中国仅新型电网投资规模就将超过1万亿美元。

加速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中国，在全球和地区产供链中扮演愈发关键的角色：不仅在信息通信、高端装备制造等行业逐步向上攀升，还在全球产供链分工的中低端环节与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形成高效分工格局。

再者，亚洲国家政府规划与市场力量的有效结合，为地区新一轮工业“超级周期”的孕育和形成奠定基础。

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后，亚洲不少国家在反思金融危机深刻教训的基础上，越来越重视探索适合本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自主发展路径，在重视外资引进的同时越来越重视政府规划的前瞻性和政策执行力，更加重视激活市场主体的投资热情与创新活力。近些年来，亚洲国家普遍更加强调聚焦经济社会发展，地区层面渴望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的总体氛围，成为全球产业和科创资本加大投资的“催化剂”。

当然，亚洲要想真正迎接好新一轮工业“超级周期”，还有赖于地区国家在致力于推进经济贸易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摒弃“以邻为壑”的狭隘心理，排除地缘政治干扰，坚持以地区经贸合作机制和规则为基础，促进商品自由流动、要素优化配置以及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互嵌，促进亚洲国家之间、亚洲与世界的经济联动和繁荣共生。（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