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英文新书，The Highest Exam: How the Gaokao Shapes China，翻译过来很直白：《高考如何改变中国》。

高考是所有中国人都非常关注的一项考试，因为它是决定人生方向的重要因素之一。高分通过高考进入名校学习是进入人生快车道的入场券。但随着时代的变化，一考定终身是否还适合经济多元发展的需求？是否真正能选贤与能，让不同类型的人才脱颖而出？

更重要的是，我们喊了几十年的为孩子减负，却因为标准化考试的层层重压而更加内卷，如何破局？这一系列问题导致关于高考改革的讨论持续不断。不可否认的是对高考的改革，对整个中国教育系统而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公平性、信任度，以及我们自古以来对于人才选拔的态度。

不过，在AI狂飙时代，高考必将面临重大改革。此刻去梳理高考如何塑造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就显得尤为重要。

要探讨高考的过去和未来，今天我们要讲述的这本书就特别重要，这本《高考如何改变中国》由哈佛出版社2025年9月出版，作者为两位华人学者，分别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经济学教授贾瑞雪（Ruixue Jia）和斯坦福大学詹姆斯・梁讲席教授，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SCCEI）联合主任李宏彬（Hongbin Li）。

China Focus评论指出，这本书打破了经济学著作 “重数据、轻叙事” 的传统局限 ——没有公式、数字符号或数据表，却通过严谨的高考经济分析与充满语境细节的个人经历叙事，有力地将高考制度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成功、政治稳定联系起来。

为什么要选择标准化的考试？

要理解高考。我们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选择标准化考试？中国是标准化考试的开山鼻祖，从隋唐就开启了科举取士，在宋朝科举成为人才选拔的主要渠道，而到了明清，科举更是推动广大帝国人才流动最主要的方式。

两位作者认为，古代中国社会对标准化考试的依赖，本质上是当时弱制度环境下的理性选择。恰恰因为其他制度薄弱，导致人脉关系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而腐败也会层出不穷，无法保护弱势群体免受权力滥用的侵害。

在制度韧性不足、关系网络与腐败风险较高的背景下，主观评价体系易被操纵，而标准化考试以单一分数为核心指标，能最大程度规避 “走后门” 等不公现象，提供一种 “公开、透明、公正” 的景象。

而到今天，我们也为了 “公开、透明、公正” ，依然沿用了标准化考试的内核，最典型的就是高考。

这本书的一个重要洞见是“高考”并非孤立存在的“公开、透明”的考核，而是贯穿社会的各个层面，比如以GDP考核政绩、以顶刊发文数量决定教授终身教职，都是用单一维度的考核来衡量。

当然，标准化考试并非完美无缺。它面临着显著的结构性问题：

一是城乡差距，2003年城市大学入学率为48%，农村仅为7%，尽管 2021 年农村入学率已提升至35%，但仍低于城市的51%。

这种差距本质上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体现——城里人有更多资源投入高考锦标赛，而乡下人面临经济与信息的双重劣势。

二是拥有众多名校的直辖市，比如北京和上海，学生进入名校的几率要高。比如复旦大学 53％的招生名额留给上海考生。各省高考配额差异显著，以及由此导致的省际的不公平，尤其是中部东部人口大省面临巨大挑战，这背后是 “统驭幅员辽阔大国所需要的制度安排”，通过配额调节实现区域利益平衡。

但即便存在这些问题，标准化考试仍被大多数人接受，因为它相比依赖关系的评价体系，提供了更可预期的公平。

那高考的核心本质是什么呢？作者给出了一个定义：Centralized Hierarchical Tournament，准确翻译应该是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分级锦标赛。

这个概念是这本书解读高考，乃至众多单一维度考核的核心钥匙。这一概念指的是，中国社会构建了一套以中央统一领导为核心、分层级推进的竞争体系，而高考是这套体系中最关键、最具决定性的环节。

它不仅是学生群体的竞争，更是贯穿社会各领域的制度逻辑。作者认为，这种以清晰、可衡量且基于功绩的指标为核心的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分级锦标赛，非仅存在于教育系统中，从公务员选拔到学术晋升，这种竞争机制无处不在。

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核心逻辑是：超越贵族阶层在普通老百姓中选拔人才，这些人才兼具两方面优势：一是对皇帝忠诚，因为感恩制度赋予的机会，这在王朝时代十分重要，因为它直接削弱了贵族的影响力。

二是有实力，因为人才是经过层层竞争筛选出来的，不像通过关系走后门进来的人有可能是草包。两者最终有助于王朝的稳定。

而在今天，中央政府也需要对教育系统的两大核心要素实施配置：人力与资源。高考是整个教育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政府通过确定考试内容，培养符合国家发展需求的人才，维系社会秩序与治理效率。

当然高考也存在不小的问题。因为是锦标赛，所以它强化了竞争，在奖励勤奋与努力的同时，也抑制了那些催生“创造性破坏”的行为。

这一点我们在最后讨论AI时代教育改革时还会重点提及。学生、家长、学校都被卷入这场竞争，优秀的人才与优质的教育资源相互成就，形成“掐尖体制”。这种体制在选拔型阶段成效显著，但也为后续的创新困境埋下伏笔。

高考并非单纯的教育考试，而是塑造现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核心力量。这是本书的另一个重要观点：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快速崛起，离不开中国在人力资源领域的持续投入。

高考背后的一系列教育改革——高等教育扩招、持续大幅增加对科学领域的投入——与 2001年中国入世加入全球化浪潮一样，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两者的区别在于，教育改革更加沿袭中央计划的传统，而这样的计划传统帮助中国完成了赶超。

从经济层面看，高考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关键的人力资源支撑。中国大学入学率已达58%，高于美国的38%，每年产出的大学生占世界的五分之一；2009-2021 年，中国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学生数量翻番，增加了 250 万人，是美国同期增量的15倍。

这种大规模、精准化的人才供给，完美契合了中国工业化与科技创新的需求。政府通过供给端调控，设置全新的学院，比如未来学院，或者芯片相关学院，引导教育资源流向国家战略领域，同时通过 “学好数理化” 的社会共识影响需求端，形成了 “国家需求—教育供给—人才输出—经济增长” 的良性循环。

两位作者认为，“中国三分之二的经济增长，得益于那些能够有效利用人力资本的改革与政策”，而高考正是实现人力资源高效配置的核心机制。

从社会层面看，高考构建了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共识与治理基础。一方面，它强化了“努力改变命运” 的社会信念。一项调研显示，72%的中国人重视勤奋，21%的中国人认为工作应排在第一位。

这种对勤奋与成就的推崇，与高考制度传递的 “精英选拔制度（Meritocracy）” 理念高度契合。在中国，个人发展依赖于自身努力的观念，是许多社会现象的核心。

另一方面，高考成为社会流动的核心渠道，它构建了一条公认的社会流动路径，尽管存在城乡、地区差距，但它仍为普通人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维系了社会稳定。

同时，作者认为，高考制度也塑造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从教育分层到职业选择，从地区流动到家庭决策，高考的影响贯穿人生各个阶段。

简单小结一下高考的作用。首先它是有上千年历史科举的延续，凸显了因为容易受到关系和腐败影响，需要单一维度公开透明的测试来筛选人才，也被历史证明有助于国家的稳定。本书的两位作者将高考定义为最重要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分级锦标赛”，而且这种锦标赛不仅体现在高考，也涵盖其他领域，比如官员和学者的晋升。

如果以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历史来看，中国对高等教育的持续投入，无论是高校扩容还是增加科研投入，都和加入WTO一样，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当然，高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推动社会流动性。这是我们下一部分要讲到的内容。

高考到底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流动性？

谈及社会流动性，书中给出了一组极具冲击力的数据：美国最高20%与底层20%人群进入名校的差距达11倍，而中国仅为2.3倍。

这一数据证明中国的教育系统提供了远比美国更高的社会流动性，它颠覆了 “西方教育更公平” 的固有认知，证明标准化考试尽管存在争议，但相比依赖财富与关系的评价体系，提供了更高的社会流动性。

这种高流动性体现在城乡教育差距的逐步缩小上。恰如前面已经提到，2003年，农村大学入学率仅为7%，而城市高达48%，城市是农村的六倍多；到2021年，农村大学入学率已提升至35%，尽管仍低于城市的51%，但差距已显著缩小，这一进步离不开高考制度的公平性保障与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推动。

这种流动性的本质是“标准化考试+透明流程”对财富与关系优势的对冲——在高考面前，尽管城市学生拥有更多资源，但分数作为核心指标，仍为农村学生提供了跨越阶层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流动性的实现，并非完全依赖高考本身，而是高考与教育改革、经济发展的协同作用。高等教育扩招让更多人获得上大学的机会，STEM 领域的重点投入为寒门学子提供了更多高薪职业选择，而高考制度则确保了这些机会的分配相对公平。

这种 “机会扩大+公平分配” 的组合，构成了中国社会流动性的核心逻辑。

这本书的两位作者也是这种社会流动性的代表。书中穿插的贾瑞雪与李宏彬的自传式叙事，他们的成长经历，完美诠释了高考如何成为普通人改变命运的跳板。

李宏彬的故事充满时代印记。他是1972年生人。儿时就读工厂的子弟学校，酷爱下棋，学习也不错。1986年面临是否参加中考的犹豫时，在北京工作的舅舅已经能感受到当时的经济发展会给大学生带来越来越多的机会，让他一定得通过中考和高考争取上大学，因为世界已经重新回到教育改变命运的轨道了。

1989年高考的三天，成为他刻骨铭心的记忆：父亲没有让他乘公交车去考场，而是选择骑车载着送他，因为担心公交车不准点，更是因为父亲对这场考试的极端重视，而母亲每天晚上都会给他准备最可口的食物。这段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高考在那个时代的分量——它是阶层跃迁的唯一通道，是家庭所有希望的寄托。

大学毕业的夏天，他为一名美国研究生在北京做调研，这位美国朋友推荐他去斯坦福读经济学博士，这时宏彬还从没听说过斯坦福的名字。最终他的确去了斯坦福，完成了博士学位，开启了自己的“开挂”人生。

多年后，只有经由她女儿的成长经历，他才深刻意识到高考作为“竞标赛”的内涵：女儿因为自己在清华任教而免试进入清华附小，却因为没有提前学习数学和识汉字被老师批评。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学业的竞争从开学的第一天就开始了，而且需要家长和学生的共同努力。这是小时候散养惯了，也希望女儿“自由生长”的宏彬所不知道的。

换句话说，宏彬的阶层跃迁是一种偶然，而到了下一代，上学第一天就为了高考去准备成为大多数孩子的必然。

贾瑞雪的成长则体现了农村孩子的奋斗之路。她一到三年级就读于农村简陋的村小，几个年级的孩子挤在一起上课。等到快要上中学了，父亲问她：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是读完中学上大学，还是读中专/技校后工作。

在当时的农村语境下，大多数女孩，尤其在重男轻女还很严重的农村，会选择上技校的路，毕竟毕业后马上就能打工挣钱。选择读完中学参加高考，是难得多的一条路。瑞雪选择了后者。

通过努力，瑞雪考入了中学，跨越了高考，再到北京读书。这时她才意识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教育资源的差距、信息的差距、视野的差距。但高考制度的确为她提供了跨越这些差距的机会。毕业后多年，她第一次听说“小镇做题家”这个词。她意识到自己就是那个做题家。“我希望所有农村孩子都能有机会成为小镇做题家”，她在书中写道，“这与其说是为了学习，不如说是为了赢，尽可能地攀登阶层阶梯。”

对农村孩子而言，高考或许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但却是最公平的上升通道。大学毕业，选择去瑞典读经济学博士，最终到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任教，瑞雪的人生历程也是一个又一个的跨越。

两位学人的故事印证了高考的核心价值：它为不同背景的人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无论出身城乡、家境贫富，都能通过分数证明自己，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这种机会的公平性，正是社会流动性的核心保障。

高考制度的影响不仅限于中国本土，更随着中国移民走向世界，影响深远。中国移民来到美国后，放弃了在母国的关系网络，想要理解美国文化并不容易，因此更倾向于通过标准化考试和透明流程帮助孩子 “打怪升级”。

所以几年前美国的家长起诉哈佛大学，要求废除针对少数族裔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时，亚裔，尤其是华人家长，参与最积极，因为平权法案照顾的是黑人和西班牙裔，而以勤奋和标准化考试成绩突出的华裔则被“反向歧视”。

这种对标准化考试的偏好，也引发了美国教育界对高考乃至中学教育的讨论：入学是否需要、或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参考标准化考试成绩？中学里是否应该按照学习能力分班 ？是否应该允许跳级？

宏彬女儿转到斯坦福大学所在的硅谷最好的公立中学上七年级，很快就适应了当地学校多彩的生活。不过不久宏彬就接到了老师的电话：女儿因为数学课太简单而上课话多。最终女儿因为数学成绩优异选修了更难的数学课程（也就是跳级）。

现在宏彬的女儿已经上了大学，瑞雪问宏彬，对于孩子有出国打算的家庭来说，如何设计孩子的教育最好？宏彬的回答很有意思：让孩子1到7年级在国内上好的公立学校，然后8年级转到美国比较好的初中，适应一年之后上优秀的高中。

这种选择背后是中美教育的互补性：中国教育强调硬知识、学习习惯与纪律性，适合打基础；美国教育注重创新思维、批判性思考与个性化发展，适合拓展视野，而高考制度在其中扮演了基础塑造者的角色，它培养的勤奋、自律与抗压能力，成为学生后续适应美国教育、实现长远发展的重要支撑。

李宏彬自己就总结了选择背后的逻辑：在中国打好学习习惯和知识基础（尤其是数学），然后在美国高中“游刃有余”地探索自己感兴趣的科目，这种模式能让孩子在美国高中的高阶课程中取得成功，这些课程鼓励他们跳出思维定式，对各类不受限制的话题与观点进行思考。

当然，真正能够做到“鱼和熊掌”兼得的只能是少数全球精英。但这种跨文化教育实践，也为高考制度未来的改革提供了新思路：如何在保持基础培养优势的同时，融入创新与个性化教育元素。

如何变革高考？

讲完宏彬和瑞雪“鲤鱼跃龙门”的故事，尤其是宏彬和她女儿两代人的故事，对比了中美教育的异同之后，我觉得值得去思考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如何改革高考？这里我们需要引入一个重要的语境，那就是AI对标准化考试的冲击？

当AI能在各个层级的标准化考试都考高分时，当AI可以成为每个孩子无处不在的助教时，面向未来，高考，乃至支撑高考的“锦标赛”的改变似乎无法避免。

但变革之路充满荆棘。因为高考改革 “牵一发而动全身”。李宏彬在十多年前曾参与过高考改革尝试，比如参照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的模式，允许考生多次考试，取最优成绩，也参与设计了在高中推广高阶经济学（AD Economics）的相关课程设计，但这些变革突然就被叫停了。

原因很简单，任何变革都会改变既有的利益格局，对那些适应了现有规则的学生、学校和地区而言，改革意味着竞争优势的丧失，因此一定会起来反对。觉得自己吃亏的人越多，反对的力量就越大，变革也就只能停滞不前。

但高考不得不改，不仅因为AI的冲击，高考还面临着古德哈特定律（Goodhart's Law）的陷阱。该定律由英国经济学家古德哈特于1975年提出，核心是 “当一个统计指标被用作政策或管理目标时，它就不再是一个可靠的指标”。

高考分数原本是衡量学生能力的指标，但当它成为升学、就业、社会地位的唯一依据时，人们就会围绕分数进行 “应试训练”，导致分数与真实能力脱节。

高考分数是衡量能力的合理指标，但这种对能力的狭隘定义，实际上忽视了其他可能影响成功的重要因素。

学生为了提高分数，刷题、应试，牺牲了创造力、想象力和实践能力，这种“为考试而学” 的模式，与未来创新对人才的需求背道而驰。

更严峻的是，单一维度的考核模式难以适应未来多元人才的需求。未来面临的结构性挑战之一，就是单一筛选机制是否适合未来对多元人才的选拔？

作者认为当前模式主要是掐尖，优秀的人才与优秀的学校相互成就，但我们无法量化单一筛选机制埋没了多少人。

有一个例子值得我们关注：高考状元创业比例较低，但成功创业者中状元的成就更高。这一现象恰恰说明：筛选出的优质人才若被单一评价体系束缚，可能难以发挥创新潜力；但若让他们拥抱不确定性，反而能实现更大突破。如何平衡秩序与混乱、筛选与创新，成为高考改革的核心命题。

AI 时代的到来，让高考改革的紧迫性进一步提升。可以预见的是，AI很快就将给标准化考试、刷题行为、分层教学带来一系列具体改变。

首先，AI 将重塑标准化考试的形态。

AI擅长处理结构化知识和重复性任务，刷卷子、应试训练等传统备考方式，在 AI面前将失去优势。未来的标准化考试，必须跳出知识记忆的框架，转向对核心能力的考核——比如逻辑思维、批判性思考、问题解决能力等，这些能力难以被 AI 替代，也是未来社会需要的核心素养。

其次，作者认为，高考需要重新定义筛选目标：我们到底是在筛选才能（勤奋/习惯+天分），还是希望未来孩子的发展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长期以来，高考筛选的是 “适应现有规则、擅长应试” 的人才，这种才能在稳定环境中优势明显，但在创新环境中有可能成为劣势。在这种单一维度的成功理念下，中国未来的‘爱因斯坦们’可能会在这种体制面前表现不佳。

未来的高考改革，需要打破单一维度的评价体系，引入多元考核指标，如实践能力、创新作品、综合素质等，为那些不擅长应试但具备特殊才能的学生提供机会。

更重要的是，高考需要走出零和的有限游戏困境，迈向无限游戏。

现有高考的核心是稀缺思维——优质教育资源有限，必须通过竞争分配，赢家通吃，输家出局。但AI时代带来了知识的极大丰沛——教育资源可以通过技术实现普惠，学习机会不再稀缺。

高考的改革方向，不应是强化竞争，而是构建一个“人人可参与、人人能发展” 的无限游戏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考试不再是终点，而应该是学习的节点；竞争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相互促进；评价不再是单一分数，而是多元成长。

总结

最后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高考如何改变中国》一书的价值，在于它没有简单地批判或赞美高考，而是将其置于中国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的宏大背景中，作者将其比作 “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分级锦标赛” ，也说明了它对中国最近四十年发展的深刻影响。

简言之，作者认为高考是中国社会的重要公平选择，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人才引擎，是社会流动性的核心保障，更是塑造中国社会价值与治理逻辑的关键机制。

但随着时代的变化，高考也面临一系列挑战：古德哈特定律的陷阱、单一评价体系对创新的抑制、AI带来的直面冲击。

这些挑战的核心，是高考作为筛选逻辑 与未来社会的创新逻辑之间的矛盾——高考擅长选拔适应规则的人才，但未来需要的是打破规则、创造未来的人才。

未来的高考变革，不是要废除标准化考试，而是要让它适应时代需求：在保持公平性的基础上，引入多元评价；在强化基础培养的同时，鼓励创新突破；在维系社会秩序的前提下，释放个体活力。

高考如何改革，不仅关乎千万家庭的未来，更关乎中国的未来。而《高考如何改变中国》这本书，为我们理解和思考这一命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框架与现实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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