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网民发现，日本外务省网站还保留着一个关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历史”的页面。页面停留在2015年（日本战后70年）前后的语境里，彼时的首相还是安倍晋三。乍一看，好像是外务省十余年没有更新这块内容。但仔细核查会发现，它似乎是故意保留了一块曾经对外展示“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历程”的历史橱窗。

2015年后，日本外务省并没有完全放弃“和平国家”这个提法。后来的《外交蓝皮书》仍然继续使用它，只是用法已截然不同。这个旧网页就像一张定格照片，保存着日本“和平国家”曾经的样子；后来的《外交蓝皮书》则像一组连续影像，显示这一概念如何被不断加上修饰语，如何被接入新的安全框架，如何从战后反省话语逐渐变成国家动员话语。

2015年是一个分水岭。那一年是战后70年，那一年的《外交蓝皮书》第一章专门设置“战后70年：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历程”，下设“作为和平国家的战后日本”等小节。其正文开篇即写道：“日本之所以能在国际社会中坚持走和平国家道路，其根源在于，它在深刻反思过往战争的基础上，立下了永不言战、坚守和平的誓言。”这就说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原点，是建立在深刻反省二战之上的“不战与和平誓言”。这句话里的“和平国家”，不是对外传播标签，更不是给扩军做铺垫的话术，而是来自战败、反省、不战、和平的誓言。

然而，2015年版《外交蓝皮书》已经埋下伏笔。同一份文件中，日本一方面说着“对过往战争的深刻反省”，另一方面却写入“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的‘积极和平主义’”。“和平国家”一旦被加上修饰词“积极的”，重心就发生了转移。过去的“和平国家”，是不战、克制和反省，也是限制国家军事权力。“积极的和平主义”，则强调日本要更主动地参与构建国际安全秩序，在全球范围内体现更多的存在感。表面仍是“和平”，实则日本已经从“以不战约束国家”转向“以和平名义扩展国家行动”。 至此，“和平”被战略化了，变成日本对外行动的理由。

之后，“和平国家”逐渐变成一种话术。2022年，外务省仍然写道：“战后，日本始终坚持走和平国家道路，为亚太地区乃至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这句话看起来和2015年时没有太大区别，但它所在的语境已经变了。2022年的叙述不是在展开战后70年的历史反省，而是在“日本外交展望”里把“和平国家”作为日本外交信用的来源。它说的是，日本通过这些努力获得的“信赖”，是今天日本外交的基础。由此，“和平国家”从历史反省概念，变成日本的外交资本。它的功能不再以约束国家行为为主，而是用来证明日本有资格在国际秩序中主动发挥更大作用。

2023年后，这个变化愈发明显。外务省继续说日本战后“始终坚持走和平国家道路”，但随即话锋一转，谈及“日本正面临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安全保障环境”，并衔接到2022年12月制定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这时，日本试图完成一个逻辑转化。它在用“和平”包装“再军事化”，用战后积累的信用为当下的“安全国家化”背书。

2025年版《外交蓝皮书》依旧写道：“战后，日本始终坚持走和平国家道路，为亚太地区及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贡献，并致力于维护和强化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国际秩序。”此时，“和平国家”已被嵌入“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国际秩序”框架。于是，“和平国家”从一个战后日本自我约束的概念，变成日本参与阵营政治和安全重组的正当性来源。

可见，2015年后，“和平国家”这一原本以反思历史、坚守不战为核心的政治概念，已很少被日本单独使用。这一说法虽仍被沿用，其内涵却不断被附加新的解读。

日本先是提出“积极和平主义”，继而演变为“立足国际协调主义的积极和平主义”；此后又不断延伸，相继出现“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国际秩序”，以及“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自由开放的印太”等表述。它的修饰语层层叠加，前缀、后缀、副词、形容词日益繁复。每增加一个修饰语，原来的不战意味就淡一分。每嵌入一个战略框架，原来的战后反省就弱一分。

语言的变化从来不是小事。一个国家怎样修饰“和平”，就体现为它正在怎样破坏和平。2015年，日本在谈“走和平国家之路”，核心落脚点是“对过往战争的深刻反省”与“永不言战、坚守和平的誓言”，其内在逻辑是以历史教训约束当下的国家行为。到了2025年，同样是“走和平国家之路”，关键词已然变为“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以及“主动进取的外交”。前者把和平当作边界，后者把和平当作资源。前者让日本抑制国家军事冲动，后者让日本扩大安全角色。前者说，日本因为有过战争罪责，所以必须克制。后者说，日本因为走过和平道路，所以更有资格主动介入国际秩序。

这就是日本对“和平国家”概念的再编码。过去，“和平国家”是一种自我限制；现在，“和平国家”变成一种自我授权。过去，“和平国家”提醒日本不能再成为战争发动者；现在，“和平国家”被用来证明日本可以“再军事化”。过去，“和平国家”是对亚洲的承诺；现在，“和平国家”更多是对美国和西方秩序的投名状。过去，“和平国家”是一道刹车；现在，它越来越像日本踩油门前的说明书。在这个意义上，高市政权被称为“新型军国主义”，一点都不冤。当一个政权主动把战争准备、长期危机和国家生活重新绑定，把“和平国家”的历史招牌改造成持久备战的政治动员词，那么它就已经不只是右倾化，而是在推动日本步入“新型军国主义”的门槛。就此而言，围绕“和平国家”的这个变化，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刘庆彬 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前横滨国立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