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这条横贯西北、连接中原与西域的千年古道，是否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在漫长时间里，那些沉默无名的普通人，是如何在这片土地生活、离散与老去的？

文津奖提名作者、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得主胡成，自驾沿着清末贪官裴景福由河海遣戍昆仑的旧途，从兰州一路抵达敦煌。

在新近推出的 《河西走廊》中，他以古今交错的写法，穿梭于荒城残驿、古堡旧寨与现代集镇之间，捕捉历史遗迹的沧桑与民生日常的温度。书中，他关注那些常被历史忽略的小人物，使得河西走廊不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通道，也成为丈量记忆、时间与个体命运的一条精神长廊。

以下，是胡成为《河西走廊》写下的一篇作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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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的每本书

都有刻意存在的小人物

文 | 胡成

来源 | 北贝BOOK

01

去年六月二十四日，是我在嘉峪关的第二天。

五月十六日抵兰州，六月一日出兰州，此行河西走廊一月有余，《河西走廊》书稿已得十万字，感觉疲惫。初到嘉峪关，兰州朋友钱锋为我联系他朋友的宾馆，让我但住无妨，难得不赶行程，又有能够踏实遮光的窗帘，幽暗而寂静，饱睡九个小时，打算无所事事一日，再行前路。

翻看手机，两条张有财老汉的微信：“你好”“在吗？”

心如坠崖，刹那之间我就知道，张老汉死了。

张老汉家住宁夏固原的瓦亭村，曾经的瓦亭驿，陕甘北路官道必经之地。我为写《河西走廊》前作《萧关道》，数度前去瓦亭村，探看道路。

瓦亭村的张有财（注：张有财为胡成上一部作品《萧关道》书中的人物，一位独居老人。胡成一直和书中众多人物保持联络，张老汉为其中之一）

初见老汉，一场雪后。

老汉一身黑衣，一双黑皮鞋，一顶黑色的鸭舌帽。两鬓头发花白，却有浓黑眉毛，酱红色面庞，背起双手，十足村长派头。眼不花，耳不聋，声音洪亮，“身体没麻搭”。时常爽朗大笑，难得牙齿也齐整，反倒显得缺失的两颗上右尖牙分外醒目。

“牙怎么没了？”

他没来由地反问我一句：“你是汉人还是回民？”

“汉人。”

“啃猪骨头，崩掉的！”老汉哈哈大笑。

那年老汉七十八岁，老伴儿却只活到六十二岁。三个娃娃，散在宁夏各地，银川、石嘴山、固原。老汉独居，百无聊赖，雪后极冷，却仍在空空荡荡的村中闲逛，打发因孤单而漫长的时光。

如同我在每次旅途中的相识，我与老汉也成为朋友。平凉、固原、隆德三地间往返，总会路过瓦亭村，我也总会去看看老汉。若是从固原过三关口南下，先要路过瓦亭村所属的大湾乡，我会在乡里停车，买上老汉爱吃的羊肉包子，一屉或者两屉，带给他，给他换换每天馍与面的胃口。

老汉的一切生活所需，也是要去大湾乡里采买，不过每月只有两百多块钱的老汉，也买不上些什么，最大宗的消费就是买一袋面，“能吃一两个月”。

那时老汉最大的期盼，就是赶紧活到八十岁上，能够拿到高龄补贴。各省政策差异，陕西高龄补贴始于七十岁，而甘肃、宁夏则自八十岁领取。我在《萧关道》中写到张老汉的五月，张老汉距离拿到高龄补贴只剩一个月的时间，这让他说起来就喜不自禁：“一个月二百七十块钱，那可太好咧！”

后来我依然经常去看老汉。不用提前联系，如果不在家，肯定就是去了大湾乡。打个电话，等不多会儿，老汉就会骑着他的三轮电动车赶回来。三轮车是老汉在固原置办下的生平第一大件，旧电动车折价二百八十块钱，又补上将近一年的养老金，共计花了两千六百块钱。

高龄补贴是不能存在银行的，收到入账短信，老汉立刻就会骑车去大湾乡取回来。喜气洋洋地掏出来给我看，红的蓝的，有整有零。

“给我点儿吧？”我和老汉开玩笑。

“可以嘛，要多少呀？”老汉心里肯定是慌的，但依然开心地笑，数着钱问我：“给二百元行吗？”

我推辞不要，老汉就势把钱揣回最里层的衣兜，边揣边说：“咋不要钱呀？”

老汉不会用微信，也不会用微信语音，偶尔也会给我打个电话，问问我好不好，如我远方的亲人。有次在村里被支书欺负了，打电话向我求援，恰好那时我在平凉，于是立刻开车赶去瓦亭村，我们爷俩气急败坏地去到村委会，找来支书，斗鸡一样不依不饶。

去年四月，我在平凉参加“世界读书日”的活动，给老汉打电话，始终未接。以为有何不测，拜托平凉朋友冶万恩载我又去瓦亭村，好在只是虚惊，老汉的老年机在充电，耳音又背，没能听见，平白吓得我劳师动众。

四月依旧喜气洋洋的张老汉，却在六月用他从来不曾用过的微信发来消息，而且显然不是他的口气，所以刹那之间，我知道不是他，而是一场报信。

果不其然，我的语音打过去，接电话的是他的孙女儿。三天前的上午，就在瓦亭村口的国道，骑着他的电动三轮车左转准备回家的老汉，被后方一辆白色固原牌照的轿车撞倒。从他孙女儿给我的现场照片来看，老汉被撞飞数米，面朝下摔倒在地，血从他的头下流出，划过车道，指向家的方向。

孙子孙女儿回家的时候，老汉时常会和他们提到我，所以懂事的孙女儿在事后想到给我一个消息，虽然知道消息的时候老汉已经下葬，我又在千里之外。

02

七月七日傍晚，在敦煌的雷雨中，我写完了这本《河西走廊》的后记，纪念我从小的朋友，说过无数次想要去敦煌，却终于没有能去敦煌的朋友张雷。他在疫情开始前的最后那个冬天，也因车祸离开。第二年正月，从小带我长大的奶奶也走了。从那时开始，我觉得人生再无所归依，情绪也坏到谷底。之后几年，生活始终都如是在爬坡，试图爬出来，拯救自己，不再坠落。

七月十四日，我回到了瓦亭村。我在老汉门前又拍了一张照片，老汉总是站在那里，喜气洋洋地与我道别。只是这一次，老汉不在了，甚至门旁的那棵云杉也不在了。

瓦亭村张有财家门口，生前和死后

家里还是没有人，我不知道老汉埋在那里，只能仍在前门与他道别：

再见啦，以后我不再来了。

03

愈发稠密的路网与无处不在的自媒体，几乎抹杀了世界的广度，现代的旅行者往往会有强烈的迟到感，没有哪里是没人去过的，没有哪里是没人记录的，甚至无数地方都有为迎接迟到者而刻意的布置，比如那些人造的景观，比如那些体贴的食宿。

现代的旅行写作者，也很难再通过单纯探索世界的广度而写就一本读者能够读得下去的书。如果只是单纯告诉读者那里有什么，读者又为何不去看视频呢？毕竟视频远比文字直观。

我以为现代的旅行写作者，或许更应探索的是时间的深度，探索沉淀于层层叠叠的时间之上的战争、耕作、流徙以及欢喜与哭泣。然而无论陕甘官道还是河西走廊，上迄汉唐的时间都未免过于深厚，所以我个人想要探索的，只是因有流官遣戍新疆而留存行记的近百年以来。

清末甘肃车夫，宣统二年二月初五日（1910年3月15日）

因此我的这本《河西走廊》所写的途经，并非仅是去年六七月间的途经，而是我初走河西，初去敦煌的十八年间的途经，而是我沿途用以按图索骥的陶保廉《辛卯侍行记》与裴景福《河海昆仑录》所记百年以来的途经。

许多途经已从桑田变成沧海，比如高台县后的深沟驿，久已荒芜于迹近戈壁的“高台县西沙窝国家沙土化封禁保护区”。我开着我的家用两驱轿车冒险进入，十余公里之后，失去引路的车辙，失去导航的信号，然后在正午的烈日下陷车于泥泞。那一瞬间我甚至感觉到了死亡的气息，但是侥幸最终脱困。

惊惶回到高台，心绪宁静，才忽然想起我的陷车处，就是陶保廉的“脱辐处”。冥冥之中，似乎他百年前的脱辐折叠为我百年后的陷车。我的惊惶化为兴奋，兴奋地将此奇遇说与罗新老师知，他的回复简明扼要：

这个值。

还有更多的人已成虚无，自不用说百年前的陶保廉、裴景福，还有裴景福笔下的那些无足轻重的奴仆，比如轿夫老杨，比如仆人来和、李芬。虽然裴景福并非刻意，但在他的书中却有这些难得见于古人著录的小人物，这也是我为何以《河海昆仑录》作为我探索时间上限的主要原因。

裴景福：后排左起第一位

嘉峪关的那天早晨，当我得知张老汉的噩耗，我忽然意识到，最大的时间深度，或许并非裴景福或者来和这些古人与自己的距离，而是自己与自己的距离——当我准备来写《河西走廊》，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上本书中的张老汉会在这本书中死去，我仍能躺在床上淡然地去读《河海昆仑录》，我却再不能在瓦亭村云杉不在的门口与他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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