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一个小故事，也是我国一家民营企业发展的一段插曲，一段可资纪念的历史。

XX企业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业，兴办合伙的私营企业，1988年企业改换主业，办起了公司，迅速占领了很大市场，1992年成立集团公司。这家民营公司发展十分红火，成为民企中的带头人物，他生活俭朴，没有任何不良习气，从不请客送礼。这家新创办的公司是在“公司法”颁布前一年成立的，肯定有不够成熟之处，很多方面还需完善。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某次会议上，朱镕基总理和这位企业家有次对话，我记忆至今。总理问他：XX，你在公司中工资多少？他回答：总理，我是民营公司，我没给自己定工资，我出差坐飞机都坐经济舱，从不坐商务舱，怎么好给自己定高工资。总理又说：公司的领导应有自己工资的规定，还有一个税收的问题。XX企业家诚恳回答：接受总理的意见，我回去马上定下自己的工资数额。总理，我再说明一点，我们的公司是做农业加工项目的，根据国家的法律，公司是免收税的。

XX听取了总理意见，马上为自己制定了工资标准，并把情况告诉了我。我听后十分惊讶，XX的公司是私营公司，公司不 就是他的产业吗？自己的消费在自己私有的企业公司中随支随取，只要不挥霍浪费就是正常的。现在我认为，只要民营公司，主观上有依法经营的愿望，但碍于不完全通晓法律，为免于不妄之灾，总理的提醒有普遍意义。结合对“两高”司法解释（二）的学习，今天想来总理的意见是有前瞻性的，其理由如下：

1. 新中国第一部“公司法”诞生于1993年12月，1994年7月1日施行，我国的“公司法”只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经济主体只承担有限责任，比纯粹的私营企业承担无限责任更有利企业的保护和发展。它对公司宽容，失败企业家又有重建公司，东山再起的机会，所以大批私企更名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数量成为主流。

有限责任公司不负无限责任，但不是不负责任，少负责任，而是要把责任具体化为股东和公司，自然人和企业法人，劳方和资方的关系，二者必须分开，双方必须有明确的边界关系，不能混同。这是企业现代制度进步的体现，任何条件下，谁都不能将有限责任公司等同于无限责任公司，也不得将普通连带责任随意扩大为无限责任。有限责任公司要达到政府和社会的认可，首先是公司的出资人、发起人要明确做到，严格杜绝公司内部的资金混同、资产混同、财务混同和法律上的人格混同。我想这才是朱总理对民营企业家冷峻、尽责的要求，这是完全合理的，也反映了总理对民企的团结、教育、疏导的极大善意。

2. 公司的股东为投资自然人，以其投资的出资额为限承担公司的有限责任；只要他按期缴纳注册资金，且无抽逃注册资金行为，他就是一个诚实合法的公司股东。

合法注册的公司，具有独立法律人格，即为企业法人；依法享有独立的财产权，即拥有公司全部资产、债权债务及经营收支账务的经营管理权，但没有所有权。

即便是一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集（出资人）和自然人身份合二为一，集所有权和经营权于一身。即使如此，仍须严格划分股东个人财产和法人财产二者之间的账目边界，二者也必须建有公司和单一股东的财产风险防火墙。这似乎是一件无甚必要的事情，但从我国私营企业（个体经济、私营企业）的发展历程来说，从私企业态发展到独资公司、股份公司，这有一个历史的适应过程。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基本经济制度来看，最早诞生的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个体经济）和政府均持一个共同的观点：谁投资谁受益！企业家认为：“企业是我投的，企业（公司）就是我的！”就是以前不能参军、入党的地富子女，刑满释放分子也能正常的经商办企业。所以，私营企业、个体经济内部的财务、资金混同带有天然的普遍性，这是一段必然要正视的历史事实。这是一种破冰的，打破传统体制的谋生求富的手段。但改制为公司制企业后，就必须严格按《公司法》办理，经营管理更要规范。

3. 在公司制的体制下，现代企业制度开始打破囿于一己一家的狭隘利益圈子界限。公司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岗位上责权利的 义务。顺理成章，公司股东也开始有了“私中有公”的意识，当然这种“公”只是小公，只是公司整体利益中的“公”，即是一人独资的公司也概莫能外。但绝非再刮“共产风”，再重走公私合营的国有化之路。公司要向国家依法纳税，同时公司也要承认股东的分红权利，股东也应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公司对其他职工要兑现应得的工资福利。这才是现代化公司应有的社会贡献。

“公司”一词是外来语，但翻译得很好。我记得“公司”一词出现在官方文献中，最早是郑成功的商业组织，“公司”是在反清复明的旗帜下成立的。乾隆时期，大量闽粤华人下南洋开矿谋生，组织了不少“公司”，如梅州罗芳伯组织的“兰芳公司”，在波罗洲成立，存续时间111年，集资开矿，“按份受益”就体现了“公中有私，私中有公”的朴素观念。应该说“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是人类在经济活动中的伟大创造。它体现了《国富论》中“利己”、“利他”的互助情操。这对我国企业、公司树立正确的“公私观”和认识都有很好的帮助。

4. 我国改革开放最先诞生的非公有制经济，主要指的还是私有经济，后被我国1988年4月通过的宪法所承认。199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公司法》，则为私有经济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我国长期以来就对私营企业和社会主义的相容性或对立性有多种意见。“两高”的司法解释（二）至少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在企业公司制的今天，多分析一些公司中的公私关系的客观性和 互补性，是大有益处的。不管是民企的公司，还是国企公司，都应一律平等，尤其在向银行申请贷款和担保问题上，按照“公司法”一视同仁。援引恩格斯先哲一段名言：

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的私人生产呢？那是由单个企业所经营的生产，可是这种生产已经愈来愈成为一种例外了，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0页）

近期国资委对央企介入的97个经济行业，退出77个竞争行业，让于其他市场主体进入，就是以“公司法”平等国企公司和民企公司一视同仁的决策。

5. “两高”司法解释（二）第八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在行贿受贿、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上，与国家工作人员对应罪名同罪同罚的认定，完全符合宪法对公民合法财产的保护。长期以来，民企公司有这种罪责的人，不少公安、检察院经常不予立案，立案也是民事案件，使法律保护公民和公司的财产成为一纸空文，损害了宪法的神圣性。不利于企业的平等竞争，我国可以有受严格监管的自然垄断，但切不可有行政上的垄断企业，否则吃亏的还是国家和全民。

我曾遇到这样一件事：某公司向金融机构贷款，以全部资产做了抵押，但经营失败，公司破产，这是有限责任公司的破产。

当时的主要股东还作了全部家庭财产的担保，现在股东的家庭财产，如住房、车辆甚至商业保险都被拍卖，苦求一间家徒四壁的住房也不可得。此等连坐责任，本因贷款引起，是否有限责任变成无限责任的结果？

再有，如果一个合法经营的公司资不抵债，无法兑现到期债务，公司申请破产手续合规，法院就应依照有限责任公司的实情予以批准，并帮助公司完成破产重组，破产清算的法律工作，企业公司在市场活动生生死死是个极自然的事情。

近期美国用长臂管辖权制裁恒力集团，中国政府则用阻断措施，支持恒力等公司，就是政府支持民企的极好对策。

6.“两高”司法解释（二）第八条陈述中，有如下表述：“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和量刑时，应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和情节，准确评估社会危害性，确保责利相适应。”我认为，“两高”的解释留有了相当的司法判断空间，必须积极补充两点。其一，表述不但强调了“罪责利”、“性质和情节”的一致性，还应强调对“动机和效果”的一致性，因为在行贿问题，司法机构毕竟认为有必要对当事人正当利益和不正当利益的加以区分。其二，“是否追究”是检察院的职责，“是否认定”是法院的职责。不应排除这种可能，检察院追究的问题，法院并不认可。公检法应各司其责，忠于职守，切记不可联合办案，破坏了司法系统的互相监督职能。

以上五点是从积极方面理解“两高”司法解释的。总之，此解释对我国的经济生活有重大法理、法律意义，认真学习、讨论，可以大大提高我们对司法工作的深入认识。

2026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