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是2026年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为居民“钱袋子”谋增长，是一项牵动全局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多个层面的深层改革

文｜《财经》记者 孙颖妮

编辑 | 王延春

春节假期已经过去20多天，来自安徽农村的张春光还在家里急得发愁。这些年张春光一直在城市的工地上干活，一干就是一整年，虽然辛苦，但是每月有1万元左右的收入，这对农民来说已经非常高了。但2025年以来，工地的活越来越少，张春光只好在去年8月返回家乡。

回家后的张春光在老家做一些给村民盖房子的活计，每月收入4000元左右，收入大幅下降让张春光家庭的压力陡然上升。张春光向《财经》记者表示，他和家人的花费现在是能省则省，今年春节各种采购开支都比往年减少了许多。现在，张春光盼着能尽快到城市找到赚钱的活计。

收入是民生冷暖的“温度计”。今年全国两会上，如何让群众的“钱袋子”鼓起来成为了两会热议的话题，多位代表委员对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提出建议。

当前，内需不足、消费不振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居民消费意愿低，不敢花钱。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377元，是2012年16510元的2.6倍多，但居民收入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然偏低，2025年仅为43.5%，显著低于60%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这也意味着，在国家创造的总财富中，最终流向居民口袋的份额相对较少。在这一表现之下的本质问题是：居民“钱袋子”不殷实，对未来的收入预期比较弱，有钱也不敢花。那么，如何促进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让广大民众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将“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作为2026年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十五五”规划纲要也将“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作为了未来五年的重点任务。

然而，为居民的“钱袋子”谋增长，是一项牵动全局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多个层面的深层改革，其道路并不会平坦。

工资要上涨，救企业就是救就业

李旭此前在一家房地产企业工作，那时他的工资每月有2万元左右。然而，由于房地产市场低迷，公司经营恶化，2024年底企业进行了大批裁员，李旭就是其中之一。

被裁后，李旭积极投递简历，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稳定的工作，家庭收入的降低让李旭备感压力。李旭表示，节省开支、消费降级是过去一年他和妻子的家庭生活的主题之一。

对于绝大多数居民来说，工资性收入是主要收入来源。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达56.6%。也因此，诸多经济学家表示，提高工资性收入无疑是城乡居民增收的核心支柱，而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则是提高工资性收入的根本保障。

如何保障就业？当前，各地推出了一系列促就业的措施。《财经》梳理发现，这些举措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

第一，针对高校毕业生、青年、农民等重点群体采取针对性措施。例如，2026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将稳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提供不少于10万个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广东则计划通过“百万英才汇南粤”等行动计划，2026年再吸引100万名以上高校毕业生在广东就业创业。

第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缓解结构性矛盾，同时，围绕数字经济、智能制造、银发经济等领域，挖掘新岗位。例如，湖南2026年将开展职业技能培训100万人次，并明确指向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第三，优化就业服务，提升匹配效率，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例如，建设“互联网+就业”平台（如各地的公共就业服务网），实现岗位信息“一网通办”“一网尽搜”。线下举办“春风行动”“金秋招聘月”等各类招聘活动。

当前，各地出台的就业扶持举措确实取得了积极成效，不过，就业岗位的主要来源是广大的市场主体——企业。

然而，《财经》记者在地方调研时发现，近年来，受内外复杂因素影响，诸多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出现了经营和发展困难，有不少企业裁员和缩减投资。过去两年，民间投资持续下降。2023年、2024年和2025年民间投资增速分别为-0.4%、-0.1%和-6.4%，连续三年为负。

当前，周志成的幕墙企业就面临业绩下滑、账款拖欠双重困境。幕墙行业与房地产市场高度相关，近年来，项目减少，周志成的企业业绩大幅下滑。2024年，面对巨大的经营压力，周志成不得不辞退部分员工。他表示：“实在是无奈之举，企业没有项目干，每天人工成本、场地租金都需要花钱，实在负担不了。”

一方面项目少，企业属于亏损状态。另一方面，部分甲方拖欠账款的压力陡增。2026年春节前，周志成一直忙着到处催账，可直到春节，仍有部分账款没有要到，这让周志成企业面临巨大的资金链压力。周志成向《财经》记者表示，他现在就盼着银行的贷款申请能够通过，让企业渡过难关。

今年春节过后，为了解各地区、各行业企业的运行状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联合上海钢联发起调研，搜集到上万家企业反馈。调研发现，调研企业样本中，2026年实现企业订单增长的占比43%，比2025年同期（占比44%）略下降，行业仍难摆脱内需不足格局。调研发现，2026年能维持半年以上现金流的企业比例同比降低，表明企业现金流的总体宽裕程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调研企业样本中，目前有26%的企业表示有招工需求，46%的企业表示不太需要或暂时无招工计划。而在2025年同期调研中，有31%的企业有招工需求，44%的企业无招工计划。对比来看，今年选择继续扩张人员招聘规模的企业更少，近四分之三的样本企业计划维持原有招聘节奏或不继续招聘。

营收方面，调研发现，一季度选择继续增加经营投入的企业占比减少，更多企业选择以稳为主。

可见，当企业发展难以为继时，扩大岗位和投资也就不再现实。因此，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等多位专家表示，增加收入、稳定就业的首要任务就是稳定经营主体和劳动者发展环境与预期。当下最关键、最迫切的任务，不是单纯地“给政策”，而是要改善营商环境，想方设法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近日，针对如何提升居民收入这一问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公开表示，地方政府应该尽快清理拖欠企业的账款和债务，尤其是拖欠中小企业的账款。“这些企业属于民营经济的主体，一旦被地方政府拖欠，可能马上拖欠职工工资，这属于无奈之举，否则可能导致企业破产。如果破产，职工就将失业，这会更加麻烦。”

《财经》注意到，在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三处强调了拖欠账款问题：“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消化政府拖欠账款”“下更大力气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

在3月5日的国新办吹风会上，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沈丹阳表示，拖欠企业账款是不少中小企业的“心头之痛”。今年让企业轻装上阵、放手发展，第一件事就是要下更大力气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央企国企带头“还账”。

另一方面，企业面临最根本的难题是需求不足、订单不足。周志成表示，“只要经济热了，订单来了，现金流转起来了，有营收了，库存积压、账款拖欠这些问题也会化解掉的。”因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等多位专家都表示，激活民间投资活力，当前最核心的着力点就是全力激活经济景气度，稳住企业对未来的预期。

从楼市到股市，让财产收入跑起来

2020年，张哲天花费自己打工多年的积蓄在杭州买下了一处房产，从此他和家人不用在杭州租房生活了。作为旅游城市和互联网发达的城市，张哲天本以为杭州的房价会继续上涨，但没想到这几年来杭州房价一路下跌。本以为是增值的资产，现在却成了负资产，张哲天每当想到自己买房赔了100多万元就心痛不已。

房价在下跌，工资收入也有限，张哲天总想着额外再赚些钱。看到身边的很多同事和朋友都买了股票和基金，2024年开始，张哲天也开始学习知识买股票和基金。张哲天表示：“股票有时亏有时赚，但是我打算长期有一部分钱放在股票里，算是学习理财争取有更多被动收入了。”

在工资性收入之外，居民的另一项大头收入就是财产。当前，中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占比低，2024年仅为8.3%，远低于工资性收入的56.5%，也低于美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个人收入比重的20%。

在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看来，当前居民收入占比偏低，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财产性收入占比不足。因而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对于增加居民收入意义重大。

多年来，中国居民的财产中房产占到了最大头。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家庭住房资产占家庭总资产比例长期超60%，城镇家庭更是超过70%，而这一比例在美国约为35%。由于房子是绝大多数中国家庭财富版图的核心，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房价下跌，直接导致无数家庭的资产缩水。

在房子之外，居民另外的资产配置大头便是存款等低风险资产以及股票等权益类资产。数据显示，近年来，居民股票、基金等权益类投资占金融资产的比例稳步提升至15%左右。国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荀玉根认为，随着中国房地产（核心股）市场高光时刻过去，未来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和消费提振或需依靠权益资产。

《财经》注意到，诸多经济学家都提出，未来从资本市场获利是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最直接、覆盖面最广的途径。一个健康活跃的资本市场，能够通过财富效应激发消费潜力，让更多普通家庭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田轩就提出，提高财产性收入，关键在于引导居民合理投资，核心领域是资本市场。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资本市场专家刘纪鹏近年来也在多种场合呼吁，要让资本市场成为共同富裕的市场，避免财富两极分化。

刘尚希也指出，居民的财产需要经过资产化、资本化进入经济循环，才能带来收入，而这关键要靠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发力。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尚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其功能发挥也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例如，市场波动性较大，市场预期不明朗，导致投资者难以形成稳定的盈利预期，往往陷入“追涨杀跌”的困境。

再例如，资本市场公平性问题凸显，信息不对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行为时有发生，中小投资者在信息获取和权益保护上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这种叠加效应，使得资本市场本应具备的财富管理功能未能充分释放。

因此，多位专家指出，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让普通百姓能够“安心投资、放心持股、公平获利”，已成为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的重要一环。

过去几十年，农村的承包地、集体建设用地等，流转受限，农民难以获得财产性收入。近年来，诸多经济学家呼吁，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和改革试点，逐步打通农村资产变收入的通道。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建议，“十五五”期间要大力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让农民从土地重新配置中获得合法收益。

“三大高支出”降本，减负就是增收

李旭之所以感到压力大，是因为家庭收入虽然减少了，但每月要交的房贷、孩子抚养教育的费用却没有少。当前，家里的积蓄还可以支撑一段时间房贷，但时间长了积蓄也用完了，所以当前李旭急迫地想找到一份工作。李旭说，现在最害怕的就是自己跟妻子或者父母生病，这样的话，整个家庭的经济都要崩溃了。

教育、医疗、住房一直是居民身上的重担。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文跃然表示，这三大民生领域的高支出，严重挤压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抑制了消费与投资活力。

数据显示，2024年，城镇居民这三大领域支出合计占比约31.6%，农村居民（含城镇转移人口）达42.1%，近四成收入被刚性支出占用。

文跃然表示，提高百姓收入需想办法降低这三大领域支出的占比，如果这些支出到2030年降至20%以内，2040年降至15%以内，2045年稳定降至12%以内，就可以大幅度提高百姓的实际收入。

减负就是增收，要通过实质性的措施来提升居民收入预期的放大效应，需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获得感与安全感。

实际上，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领域，也是加大“投资于人”的重要表现。多位专家提出，加大投资于人是增加居民收入的重要手段。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司长周陈就公开表示，要进一步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投资既是当期需求，也是未来供给，其中一部分还可以直接转化为劳动者的收入。

“投资于人”转化为劳动者的收入体现在诸多方面：例如，对职业技能培训的投入，帮助劳动者应对人工智能等技术变革。特别是对农村和贫困地区教育的倾斜，是打破阶层固化的有效手段，让低收入家庭孩子接受良好教育，获得高收入工作的机会。

一直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202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4188元，农村居民为23119元，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经由2008年的3.31缩小到2.34，但人均绝对差距却由11020元/年扩大到31069元/年。

多位专家表示，中国6亿农民的收入提高是整个居民收入提高的关键。南开大学讲席教授陈宗胜表示，导致中国当前分配格局的主要原因，在于城乡发展不平衡与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着力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是推动分配格局由‘葫芦型’迈向‘橄榄型’的重要举措，是‘十五五’时期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必然要求。”“唯有农村居民摆脱低收入状态，农村中等群体真正壮大……橄榄型分配格局才能坚实成型。”

分配改革深水区，一场复杂的利益博弈

在农民土地财产权缺失背后是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在城乡收入差距背后也有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原因。诸多经济专家认为，当前，制约居民增收的不少问题是由制度不完善、法律不健全导致的，亟须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

事实上，前面所说的无论是提高工资性收入、提高财产性收入还是完善社会保障，背后都涉及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提高工资性收入对应的是初次分配：要深入推进就业制度改革，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提高财产性收入对应了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进一步盘活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资源；完善社会保障则对应了再分配：要完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机制，为居民提供更多更好更均等更普惠的基本公共服务。

此外，近年来第三次分配也经常被强调：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加快完善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相关制度。

除了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还涉及更多更深层次的改革。例如，近年来诸多学者提出，国有企业的收益可以成为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深化国企改革，让红利回馈民生。

罗志恒建议，以国有企业为重点，加大国资收益上缴财政的力度，并专项用于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待遇以及农村低保水平。这相当于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将国企利润转化为居民的长期保障和隐形收入。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也持相似观点：“盘活庞大的国有资产。建议将更多国有资产划归社保体系，并通过市场化运营提升其收益率进行分红。此举既能壮大社保资金池，又能倒逼国有企业运营更趋市场化。”

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小鲁提出，债务收入有可能对国民收入分配产生重大影响。当前各地债务压力较大，王小鲁认为，债务在账面上可以抹掉，但最终都会通过各种渠道、以各种方式转嫁到广大居民和众多企业头上。因此不能偿还的大量负债实质上起了逆向转移支付的作用。

此外，多位专家也表示，腐败、寻租和垄断也是导致收入分配扭曲、阻碍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根源。例如，腐败分子通过行政审批、资源分配等权力攫取的非法收入，是对居民财富的直接掠夺，减少腐败就是将这部分本属于公共或私人的财富归还给社会。再例如，腐败破坏了公平竞争，使得资源流向关系户而不是高效率的企业。

因此，分配改革其实也是一个深刻的利益再分配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一级教授高培勇表示，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完善分配制度不是简单政策调整，而是一场深刻制度变革，攻坚克难、久久为功。

（应受访者请求，文中张春光、李旭、周志成、张哲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