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中国人常说，“远亲不如近邻”。中国与周边国家是搬不走的邻居，山水相连，更命运相依。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的周边也在经历深刻变迁，读懂这些变化对于了解我们所处的外部环境至关重要。从今天起，《世说新域》栏目推出“周边观察”系列，聚焦邻国新趋势，洞察周边新机遇。

作为本系列首篇文章，我们邀请上海外国语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陈金英教授，分享她近期赴印度田野调查的所见、所闻、所感。

今年1月，作为上海外国语大学赴印调研团的一员，笔者广泛走访了首都新德里、西孟加拉邦的博尔布尔、加尔各答和卡纳塔克邦的班加罗尔等地，到访当地政府机构和企业，并与印度政府官员、企业家、外资高管、学者、青年学生和普通市民进行交流。在为期一周多的调研中，笔者对印度的发展现状及对华心态有了新的认识。

修复中印关系，印度政府“不情愿又不得已”

在1月中旬从上海飞往新德里的东方航空直飞航班上，据笔者粗略统计，旅客中约有2/3都是印度人。此时距离印度2025年7月重新开放中国公民的旅游签证申请已近半年，但显然没有出现印度旅游热。可以说，即便中印关系修复释放出积极信号，中国人前往印度的机会仍然极少，中国学者们的普遍感受还是“去一趟印度不容易”。

造成这种“不容易”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印度在修复对华关系上“不情愿又不得已”的矛盾心态。印度虽已恢复旅游签证申请，却在签证审批和发放过程中人为设置诸多门槛。中国申请人须提交往返机票行程单、详细行程安排、银行存款证明、无犯罪证明及其公证件、在职证明、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等各类材料。不仅如此，印度政府还一度在中国公民的旅游签证上特别标注具体城市名称。也就是说，即便到了印度，中国人也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只能完全按计划行事。在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内，有一面宗教与艺术气息浓厚的装饰墙，上面有多只巨大的“佛手印”，象征着印度的文化传统与热情好客。然而，对于这份“热情”，想必这些年来每一位抵达印度的中国公民，心中都别有一番滋味。

印度这种心态也反映在其处理对华经贸关系问题上。2020年6月以后，印度几乎完全限制了来自中国的投资，并试图与中国全面“脱钩”。6年过去了，不仅“脱钩”未成，还损害了自身经济发展。从2024年7月起，印度国内就不断传出“要吸引中国投资”的声音。印度政府先是在受“脱钩”政策影响最严重的特定行业，如电子制造行业，放松了对中国技术工人的签证限制。后续行动虽整体谨慎，但一直稳步推进：2025年，由于中国对特定商品采取出口管制，印度主动在稀土及稀土磁性材料等关键矿产、专用化肥等问题上寻求对华合作，这大概是2020年6月后印度首次主动要求增加从中国的进口。笔者访问印度时，印度政府再次简化并加快了针对中国公民的商务签证审批。

本月早些时候，印度又小幅修改了限制中国投资的政策，允许中国实体持股比例不超过10%的资本以自动审批方式投资印度。但这种门槛实际上意味着，印度政府不是看“投资主体对印投资多少”，而是看“投资主体本身被中国实体控制了多少”。如果投资主体股本结构中的中国股权超过10%，哪怕其对印投资只占被投资主体股权的1%，仍需印度政府审批。由此我们看到：不信任中国，又绕不过中国，印度心态很别扭。

城市建设和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迅速，经济潜力大

过去十年，印度的经济数据相当亮眼：国内生产总值（GDP）翻了一番，从2014年的2.1万亿美元增至2024年的4万亿美元；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印度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也从2011至2012年度的16.2%降至2022至2023年度的2.3%。

此次调研，笔者的确看到印度经济状况的显著改善，城市建设发展迅速。相比2016年笔者访印时，在北部的新德里和东部的加尔各答，乞讨现象已明显减少，在班加罗尔等南部城市更是基本看不到了。十年前，新德里街道上的交通工具主要是人力三轮车，此外也有两轮或三轮机动车和汽车。而现在，印度一线城市的交通工具已经以两轮或三轮机动车和汽车为主。在新德里航空城，高端商务办公楼、商业中心、五星级酒店扎堆，首都周边到处都是建设工地。

制造业一直是印度经济的软肋。印度总理莫迪2014年推出“印度制造”战略，计划到2025年将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提升至25%。然而，截至2025年，这一比重不升反降，跌至14%。不过，印度政府发展制造业的决心和愿望依旧强烈。以汽车行业为例，印度已是全球第三大汽车市场，但新能源汽车在印度街头还非常少见。于是，印度推出新能源汽车本地制造计划，通过国家产业政策引导经济资源流向关键产业，从而促进制造业发展。这种方式在部分行业已取得成功，比如手机行业——印度已成为仅次于中国的手机出口大国。

发展制造业的共识也在改变一些城市的身份。班加罗尔曾被誉为“印度硅谷”，现在也在尝试朝“尖端制造中心”转型，大力发展航空航天、电子制造、生物技术等产业。班加罗尔所在的卡纳塔克邦参照德国标准、利用德国技术，建立了校企协同的双元制职业培训体系，为年轻人进行技能培训，其合作客户有博世、西门子、三星、苹果这些跨国巨头，也有塔塔、马鲁蒂铃木等印度国民品牌。不过，与过去中国依靠纺织、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吸收大量农业劳动力起步的模式相比，印度政府对芯片、半导体等先进制造或资本密集型产业更感兴趣，这使得其就业压力在短期内难以减轻。尽管如此，印度仍被不少跨国企业看好。

数字基础设施是印度发展十分迅速的领域。直到2009年，印度还没有一套全国性的公民身份识别系统。到2010年，仍有四成印度人出生时没有登记记录，六成的人没有银行账户。直到2016年，电子支付在印度还几乎不存在。而笔者在此次调研中发现，印度身份证（Aadhaar卡）现已十分普及，并与手机卡号、银行服务、选民登记、公共福利领取等公共政策联系在一起。电子支付在印度已成主流，尤其印度统一支付接口（UPI）交易量在零售支付交易量中占比超过80%，并且正凭借其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在南亚及非洲地区推广。

印度教民族主义推动国家一体化，也改变宗教族群关系

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后，印度人民党（印人党）的统治不断巩固，确立了“一党独大”地位。在印度政治经济最重要的20个邦中，印人党仅在泰米尔纳德邦和喀拉拉邦还没有站稳脚跟。在长期存在独立倾向、与印度本土疏离的东北部地区，2014年时印人党还几乎没有影响力，到2025年时印人党在该地区要么单独执政，要么联合地方政党执政。

印人党的政治地位与该党自身及其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的组织动员能力是分不开的。虽然已连续执政12年，但印人党在政治动员和政治宣传方面丝毫没有松懈。在新德里，随处可以看到印人党的旗帜、宣传口号和领导人画像。作为第二大党的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无论是在组织建设上，还是在竞选资金的筹集上，都远远落后于印人党，这也导致其社会可见度较低。

笔者访问之际，正值西孟加拉邦议会选举竞选时期，印人党在该邦投入了大量资源。在加尔各答的主干道上，印人党和该邦执政党草根国大党的旗帜、竞选标识相互交错。在该邦二线城市杜尔加布尔、博尔布尔等地的农村地区，也到处都能看到印人党的竞选标志。

在莫迪的统治下，“新印度”愿景、印度教民族主义成为新的政治叙事。印人党不仅通过意识形态、安全手段提高国家整合程度，还通过经济发展促进边缘地区融入主流社会。截至目前，印度基本消灭了被前总理曼莫汉·辛格称为“印度最大的内部安全威胁”的纳萨尔派反政府武装。笔者在调研中发现，新德里、班加罗尔酒店行业的许多从业人员都来自东北部地区，印度国内经济一体化进程正在加速。

值得一提的是，印人党统治下的社会也潜藏张力。印人党的意识形态是印度教民族主义，主张用印度教文化统一印度。过去几年，印度政府在这方面取得进展，却也在无形中改变了宗教族群的关系。调研期间，笔者注意到，一些印度穆斯林开始穿上传统服饰布卡，这在十年前很少见到。有印度朋友说，正是因为印度教社会特别强调自己的文化信仰，其他宗教派别也开始突出自身宗教身份。这一现象未来会给印度社会发展带来何种影响，值得持续关注。

印度青年看中国，“羡慕又不安”

虽然印度政府在对华接触上心态矛盾，但绝大多数印度普通民众，包括学者、大学生、企业界人士、地方官员，仍希望加强双方民间往来。在与印度智库的交流中，合作是对话的基调，印度学者们不再像以往一样只盯着边界争端。印度企业界则渴望获得中国的技术，地方政府官员希望更多了解中国的成功经验。在班加罗尔，一位负责卡纳塔克邦技能培训的地方官员特别提到上海在职业教育方面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模式，希望本地能借鉴推广。

过去几年，印度战略界的强硬派视中国为“敌人”，温和派认为中国是“对手”。2024年10月，两国领导人在喀山会晤，双边关系解冻。双方同意推动两国关系早日重回稳定发展轨道。对于此次会晤，中国外交部发布公告强调，中印两国应“互为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印度外交部也表示：“稳定、可预测和友好的中印双边关系……将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产生积极影响。”然而，从印方后续实际行动来看，仍有部分人士难以摆脱把中国视作“对手”的思维定式。

印度政府对中国的认知和政策无形中影响了印度普通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印度青年一方面羡慕中国的发展成就，另一方面也对两国发展差距感到不安。一位研究中国政治的印度博士生对笔者说：“我们很喜欢中国，但也不得不说中国对印度是威胁。”这句听上去略带无奈的话，反映出两国近年来人员往来、人文交流中断造成的信任赤字。

2025年，中国单方面向印度发放超过30万份签证，鼓励印度民众来华旅游、经商，重启印度香客赴中国西藏神山圣湖朝圣，让2万多名印度香客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梦想。这些善意体现出中方始终将印度视为合作伙伴，是中方为改善双边关系、相互成就彼此发展所作出的努力。如果印度也坚持两国“互为发展机遇、互不构成威胁”，民众的不安全感也会大大降低。（上海外国语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 陈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