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口数量为何徘徊千年？原因并非仅天灾人祸，经济因素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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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我国人口总数目前已经接近14亿，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人口强国。事实上，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医疗条件的极大改善、农业粮食得到保障以及国家号召民众生育政策的实行，促使了人口数量骤增，短短数十年间，就从建国初（公元1953年）统计的5.42亿增长到如今的14亿。鲜为人知的是，中国古代人口增长速度并没有建国后那么夸张，呈现的是一种阶梯型的增长模式——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从商周时期起至建国前，中国人口从千万规模发展到民国时期普遍意义上的“四万万”同胞，其过程并非等量增长，中间经历了数次起伏爬升。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梯级是1000万、5000万和1亿等，而造成这种人口梯级性增长是由多种因素构成，除政治、军事以及气候变化因素外，经济发展因素最为重要。
一、被忽视的“千年徘徊”
英国牧师兼人口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在其所著《人口论》中，阐述了一个著名理论，他认为人口在无限制条件下，会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源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前者是“2、4、8、16……”，后者则是“1、2、3、4……”。他还提出，若无任何限制因素，人口总数每25年应该增加一倍，按照这个速度，假定西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人口总数为1000万，五百年后的东晋时期（公元五世纪初），中国的人口总数应该会突破1万亿这个天文数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两个时期中国的人口总数并无太大差别，而且经过“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东晋时期的人口总数还要略少于西汉末年。事实上，限制人口增长的是生活资料的缓慢增幅，以200年时间为例，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增幅比例是256：9，300年则是4096：13，生活资料发展停滞不前，导致了人口自然增长缓慢。
据《中国人口史》记载，先秦时期中国的人口总数一直处于低位徘徊阶段，夏商时期全国人口约为1300万，到战国末期人口总数仍大体保持在这一水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秦朝人口总数预估为2000万左右。两千多年过去，人口总数基本保持稳定，没有出现大幅上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生活资料供给的限制——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农业的萌芽阶段，粟、黍等农作物被先民驯化栽培、青铜农具开始代替石质农具，先民初步掌握物候知识与天文历法，农业经济得到初步发展，而这正是仅在中原地区就能养活千万人口的物质基础。不过由于作物品种单一、青铜农具存在诸多缺陷、水利基础设施缺乏保障，以及战乱和自然灾害频繁，农业生产还处于粗放落后阶段，生活资料的增长也就受到了极大制约，人口只能始终维持在相同水平。
二、技术突破背景下的人口梯级
中国第一次人口梯级出现在汉代。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总人口数为5900万左右，两汉之际人口锐降，但到东汉初期又快速回升。按照《后汉书·郡国志》的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全国人口总数仅为3400万，汉章帝章和二年（公元88年）为4300万，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恢复至5600万。两汉三百余年间，人口总数虽然一直在5000万上下波动，但这与夏商周三代相比，已经有了大幅突破，除天下一统带来的社会稳定与战争减少之外，生产力发展尤其是农业技术的突破性进步是人口出现梯级上升的最关键原因。
早在战国末年，铁犁牛耕的农业耕种模式就已出现，到秦汉时期，随着封建大一统王朝的出现，国家的相对稳定使得这种传统小农经济进入形成发展期，农业也由粗放逐步向精细发展，铁犁壁、二人三牛的耦犁、铁耙、耧车、风车、水车、石磨等先进生产工具逐渐涌现，畜力（牛耕）开始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力，农业耕作速度与质量大为提高。另一方面，丝绸之路的开辟也让农作物品种更为丰富，政府对水利的建设与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更加重视，更精确的历法逐渐颁布实行……种种发展使得停滞不前两千余年的劳动生产率得到质的飞跃。
在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下，农业亩产量得到突破。夏商时粮食亩产量缺少相关文献记载，因此暂不考虑，按照春秋时成书的《管子》记载，“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百亩之收，不过二十钟”，意即春秋时期的齐鲁之地，粮食亩产为0.2钟，1钟为10石，即亩产2石（约240斤），这个数据在今天看来无疑极为低下。汉代粮食亩产量则得到突破性提高，《前汉纪》记载汉文帝时亩产为“今夫农五口之家，其服作者不过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三百石。”即亩产3石；汉武帝时期《史记·河渠书》记载“（五千顷耕地）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5000顷合50万亩，即亩产4石；魏晋时期嵇康所著《养生论》载：“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此天下通称之也。”1斛即1石，即亩产10石。当然，能够亩产10石的是“良田”，所以这个数据并非当时粮食的普遍产量，但不论如何，汉代粮食单产较先秦时期已经有了大幅提高。
三、经济重心南移带来的补偿效应
汉代以后，人口总数又开始停滞徘徊，常年战争虽然导致人口出现起伏变化，但人口总数一直停滞不前的最根本原因还是经济对人口的支撑作用出现瓶颈。魏晋时期国家南北分裂、战乱频繁，人口出现波谷，据《中国人口史》推测，三国时期中国人口总数在1400万到1800万，西晋统一时全国人口总数约为2000万，之后人口缓慢回升，南北朝人口巅峰为4200万，隋朝统一时全国人口总数约为4900万。从汉末至隋初，人口重回至5000万梯级历时长达三百多年，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出现，在于政权南北对峙、战事屠戮频发，政治的不稳定性对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破坏，严重制约了人口增长速度。不过也应注意到，在如此恶劣的大环境之下，人口总数还能重新回升，显然还有新的推动因素，这便是经济重心的南移。
在魏晋之前，中国的经济重心一直处于北方中原地区，南方地区虽早已属于华夏，但毕竟地广人稀，许多还是未开化的“蛮夷之地”。汉末，原本人口密集的黄河流域由于战乱衰败，人口开始南移，南方各城市开始兴建。西晋末年，北方胡族大规模南下，王公贵族世家纷纷南迁东渡避难，经济重心随之南移。江南地区虽气候闷热，但土地肥沃，很适合耕种亩产量高的水稻，北方虽开垦已久，但发展潜力达到瓶颈，加之战乱多发，实际产量非常有限。在大量人口南迁之下，南方地区得到了第一次大型开发的机会。据统计，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至东汉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全国耕地面积保持在6.9亿亩至8.2亿亩之间，即使统计存在误差，这一时期全国的耕地面积也应该大体保持不变。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全国耕地面积统计数据为19.4亿亩，骤增一倍不止，而增加的这部分大多是长期开发江南获得的，江南开发弥补了数百年战乱所致的生产资料短缺，人口总数才得以在王朝统一时重新回到5000万的梯级。
四、社会繁荣之下的供给结构性矛盾
唐宋时期，社会长久稳定，小农经济与生产技术进一步发展，江南开发也在持续，生活资料开始不断积累，社会总供给量的不断增加推动了人口总数的上涨。宋朝时，人口总数首次突破1亿的新梯级。在主要依靠传统农业的情况下，古代中国人口能够突破1亿大关并非易事，而这种奇迹的出现，显然还是得益于江南地区的深度开发。据统计，南宋时仅江西一地人口就已达到1025万，而同期河北仅为466万。江南地区凭借气候亩产优势后来居上，开始成为中国人口最密集地区，这1亿人口梯级一直持续至清初。除王朝更迭而出现的短期人口骤减外，人口总数基本稳定数百年，这其实也意味着生活资料供给又出现了新的瓶颈。
值得关注的是，这里所说的“生活资料”并不单指农业。虽然子渊在一直在强调农业对于人口增长的重要性，但农业并非经济结构中的唯一构成，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小农经济再怎么精耕细作也无法支撑起中国这样一个体量庞大的国家——宋明时期人口会出现了新的徘徊，与经济结构矛盾日益凸显有着很大关系，由量到质所引发的转变意味着供需矛盾出现变化，而这是小农经济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能从明朝中后期出现的消费变化一窥究竟。
从明朝嘉靖年间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迎来春天，人们的消费观逐步由朴素变为追求享受，原先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受的衣食住行逐渐走向商业化与世俗化，这是一种之前历代所没有的“消费升级”现象。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时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变革有着密切联系，新航路的开辟，开始酝酿欧洲的工业革命，传统农业在西方逐渐退出经济主导地位，手工业、服务业在资金的涌入下得到快速发展，这些正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巨大变革之下，人们的生活状态与生活方式也必然会发生改变。中国虽然也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影响，但却没能紧随其上，由于统治者经济政策的保守与失误，明王朝没能处理好这一轮经济结构调整，传统农业依然占据了国家经济的绝大部分份额，生产效率没有丝毫提升。据相关学者估算，明王朝两百多年间国家GDP增速平均不到0.3%，经济总供给量严重不足，供给结构性矛盾的突出最终拖垮了这个强大王朝。
影响中国历代王朝更替频次与方式有许多，如政治好坏、战争胜负以及关键历史人物的出现，但从数千年中国人口增长的几次梯级变化来看，经济因素对于王朝更替至关重要的制约作用，经济增长产生了更多的生活资料，从而促进人口增长、王朝稳定。但经济增长又受到诸多因素制约，不可能永远持续向前，每次突破过后必然会遇到新的瓶颈，形成新的“供给约束”，而这正是左右历史发展进程的关键所在，新的“供给约束”往往有着不同内涵，人们不再只满足于基本生存需要，这是“量”的一面，而影响人口增长的“生活资料”则是“质”的一面。人们改善供给时必须量质兼顾，而这也使得突破“供给约束”难度越来越大，但是每一次成功取得梯级性突破，都会迎来数百年持续不断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中国人口史》《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