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江。林文强 摄

陈伟佳

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系统整合与国际表达日益重要。当前，潮州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已全面启动。对潮州这座千年古城而言，古城申遗还涉及城市历史结构的重新梳理与价值呈现。潮州的发展史清晰昭示，江海交通与海外互动始终是其文化灵魂所在。解码潮州的“海洋基因”，是对历史脉络的深情梳理，更是对当代文化传播能力建设的有益探索。

从海洋视角出发，潮州古城将不再仅仅是一座地方性府城，而是一个代表中国南方海洋文明高度、具有广泛世界关联性的活态遗产地。这不仅能全面呈现其在中华文明版图中的枢纽地位，也为其在世界海洋文化体系中的表达，筑牢最坚实的价值基础。

江海相接的地理格局与城市生成

潮州位于韩江下游入海处。韩江水道向北联通赣闽山区，南下出海通达东南亚诸港。自宋元以来，潮州逐渐成为岭东地区对外往来的重要节点。江海并行的地理条件，使城市既承接中原文化传统，又较早参与海上贸易与人口流动。地方文献中关于商船往返、侨民迁徙的记载，显示出城市与海外社会之间持续的联系。

这种历史经验在古城空间中仍可辨认。韩江沿岸旧有码头遗迹，古城明清宅院和庙宇建筑装饰出现水波、海兽等纹样，也与沿海生活经验相关。城内宗祠与街巷维系礼制秩序，城外则长期存在通向江海的交通路径。潮州的城市结构，正是在陆地与海路的互动中逐步形成。

因此，在申遗语境下理解潮州古城，既需要关注城墙与街区形态，也应将其置于江海交通网络之中加以考察。城市的生成与演变，本身包含着明显的海洋因素。

跨海往来中的语言、礼俗与信仰网络

潮州的江海格局奠定了城市的外部条件，其跨海往来更塑造了潮州文化的延续方式。与许多仅保存在本土的地方文化不同，潮州文化在海外社会中长期存在，并保持相对稳定的形态。

语言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例。潮州话有“古汉语的活化石”的美誉，在东南亚分布广泛，部分词汇在海外社会沿用至今。例如，借自马来语的“巴刹”（pasar，意为市场）与“舒甲”（suka，意为喜欢、适意），早已完全融入潮汕本土口语，成为老百姓日用而不觉的常用词。在泰语中，大量关于生活与商业的术语均直接借自潮州话，莲果（荔枝）、灌肠（腊肠）等，即采用潮汕的叫法。近代以来，由于侨民与家乡之间书信、汇款往来频繁，语言变化并未完全分离。侨批文献中保留的大量口语表达，既记录了海外生活，也折射出家乡社会的语言习惯。这种持续互动，使语言成为连接海内外的重要纽带。

民俗活动同样如此。潮汕地区的“出花园”成年礼，在部分东南亚潮人社群中仍可见其形态。对当地社团而言，这类仪式不仅具有家庭意义，也承担着维系族群记忆的功能。类似的情形还出现在节庆与社团活动之中。

信仰层面更能体现海洋因素的存在。妈祖信俗在东南沿海与台湾地区广泛分布，东南亚一些华人聚居地也建有天后宫。潮州古城内相关庙宇，与更广阔的海上信仰网络相互呼应。对早期出海者而言，这类信仰既是精神寄托，也具有组织社群的现实作用。

潮剧的传播路径亦与侨民流动密切相关。戏班随商船南下，在南洋地区演出，形成稳定观众群体。演出活动不仅传播艺术样式，也维系着语言与乡音的延续。

从这些具体层面观察，可以看到潮州文化并非单向输出，而是在往返互动中逐步形成跨地域的延展形态。古城与海外社群之间，存在着持续而具体的联系。

海洋视角下的申遗路径与国际传播

在申遗的系统工程中，引入海洋文化视角，有助于进一步丰富潮州古城的“突出普遍价值”。世界遗产评价体系高度强调遗产的“类型代表性”与“文明交流意义”。针对潮州古城的实际，应从以下维度深化申遗路径：

首先，深化“文化母港”维度的价值论证，构建差异化叙事。

国内已有多座古城申遗成功，潮州必须找准自身的唯一性。应围绕江海交通体系、海外迁徙历史与全球潮乡社会结构展开综合研究，在现有的“中原文化在岭南的活态标本”基础上，重点突出潮州作为“中原文明全球集散地”的枢纽地位。将潮州置于世界海洋城市谱系（如马来西亚马六甲、槟城等）中进行分析，探讨潮州如何将精致生活方式（如工夫茶、潮州菜、金漆木雕）通过海洋渠道转化为国际性的文化符号。这种跨国界的学术视野，有助于增强申遗文本的全球感召力。

其次，整合海洋文化物质遗存，构建专题保护体系。

申遗的核心是“本体”。在既有的古城保护框架下，应加强对海洋相关遗存的专题整合。这不仅涉及建筑本身，更应涵盖与海外互动相关的“节点”：包括散落在韩江沿岸古码头遗迹以及与全球贸易紧密相关的会馆旧址。应将这些物理点位与海内外的语言（如外来词文献）、礼俗、艺术网络进行关联性描述，呈现一个海陆联动的完整生态，使潮州古城作为海洋文明枢纽的地位得到物证支撑。

其三，运用数字化手段支撑“活态遗产”的完整呈现。

海洋文明的流动性决定了许多核心价值流动于文献与记忆之中。应建立“潮州海洋文化大数据平台”，重点对被誉为“海邦剩馥”的侨批文献进行系统性数字化归档。侨批是论证潮州与世界互动、体现国际人道主义关怀与家国情怀最感人的物证。同时，应利用数字化技术记录“出花园”、游神等习俗在各国的流变与分布，构建“全球潮州民俗数字地图”。这种数字化整合不仅提升了保护工作的系统性，也为申遗文本提供了科学且不可辩驳的实证基础。

最后，提升国际传播能级，增强全球文化认同。

在叙事路径的顶层设计上，潮州申遗应致力于构建一个文明交织图谱。具体而言，应将潮人“下南洋”的离散记忆、潮州方言作为“古汉语活化石”的音韵谱系以及跨海艺术的互鉴交融进行深度整合。通过“双向转译与有机融入”的策略，塑造潮州文化的国际形象。如民俗的现代性转译，将“出花园”阐释为一种关于责任与族群认同的社会化机制；又如艺术的共生演进，无论是建筑装饰还是潮剧在南洋艺坛的异域重生，都很好证明潮州文化是具有高度韧性、能够与当代全球文化深度对话的活态文明范本。

作者系韩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博士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潮州文化研究专项（GD23CW04）和2025年韩山师范学院校级教学质量工程项教改项目（粤韩师教〔2025〕126号）及2023年校级一流课程（粤韩师〔2023〕172号）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