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多客

来源|贝多商业&贝多财经

2026年2月，国有大行的合规问题再次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中国人民银行于2月12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建设银行开出一张合计超4350万元的“天价罚单”，同时追究21名相关责任人的个人责任。这张罚单不仅是2026年国有大行收到的首张千万级罚单，更因其处罚范围之广、追责力度之深，成为金融合规监管的标志性事件。

事实上，这并非建行首次遭遇监管重拳。根据公开信息，今年以来，建行已多次收到监管罚单：1月茂名市分行因贷款管理违规被罚170万元；2月上海市分行因互联网贷款风险管理等问题被罚420万元，同时对相关责任人一并处以警告和罚款。

这意味着在短短两月内，建行累计被罚金额近乎五千万元，罚没金额量级还是很大的，而且连续的处罚记录也可能引发更严格的监管审视，影响其业务拓展和监管评级。

内控合规问题频出的背后，建行经营质效喜忧参半，且与同业其他国有大行对比也有些失色。在规模扩张与风险管控的天平上，这家资产规模超45万亿的“航母”该如何应对？

一、十项违规压顶，建行被重罚超4350万元

根据央行公布的行政处罚信息，此次建设银行的违法违规行为覆盖了银行经营的核心领域，共计10项，这并非偶然的单一漏洞，而是系统性内控失效的集中体现，主要涵盖了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基础运营违规，如违反账户管理规定、违反反假货币业务管理规定；二是资金管理问题，如占压财政存款或资金；三是征信合规缺失，如违反信用信息采集、提供、查询及相关管理规定；四是反洗钱防线失守，如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和与身份不明的客户进行交易等。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10项违规行为中，与反洗钱直接相关的就占了4项。反洗钱作为金融安全的“防火墙”，其核心义务——客户身份识别、资料保存、可疑交易报告以及与身份不明客户交易，全部被列入违规清单，暴露出建行在该领域的系统性漏洞，可能在关键风险控制点上存在制度执行不力、责任落实不到位等深层次问题。

处罚决定显示，建行被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55.1万元，罚款4295.51万元，合计罚没4350.61万元，责任追究期限为五年。

此次重罚，释放出明确的监管信号，那就是无论机构体量多大、市场地位多高，在合规红线面前一律平等，表明“严监管、强问责”已成为常态而非特例。

另外，此次处罚的显著特征是严格执行“机构+个人”双罚制。央行不仅对建行机构进行处罚，还同步追究了21名相关责任人的个人责任，对他们罚款总计达120.5万元。

仔细来看，这次被追责人员覆盖了建设银行总行多个核心部门、分支机构及旗下科技子公司。个人金融部李某因对违反账户管理规定负有责任，被警告并罚款15万元，是所有违规人员中领罚最高的；

结算与现金管理部的房某明、卢某彬，信用卡中心的陈某，北京市分行现金服务中心的廖某新等4人各被罚款10万元，他们都是建行关键部门的负责人；

而作为建行科技子公司，建信金科也出现在此次罚单上，Big Data中心的邵某亮因对未按规定报送大额交易报告或者可疑交易报告负有责任，被罚款3.5万元，这标志着监管触角已延伸至金融科技子公司和底层数据技术部门。

不难发现，此次监管对建行的追责范围，已从传统的业务前台（个人金融部、信用卡中心）到中后台部门（内控合规部、信贷管理部、数据中心），实现了真正的“穿透式”监管。同时，“机构+个人”双罚制的严格执行，也彻底改变了以往“只罚机构、不追个人”的局面，这意味着金融从业者必须意识到，签字就是责任，操作就是担当，违规行为将直接关联个人职业生涯。

从财务角度看，4350万元的罚单对总资产超45万亿元、2025年前三季度净利润超2500亿元的建行而言影响有限。然而，作为国有大行，此次处罚对其品牌形象和市场声誉造成的损伤不容小觑，且违规事实的公开披露，也会直接动摇市场对其合规经营能力的信任基础。

当然，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审视，建设银行此次被罚，折射出银行业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合规隐患。当业务规模不断扩大、产品创新不断加速时，合规管理能否同步跟上，成为决定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在金融监管日趋严格的大背景下，合规经营已从“可选动作”变为“必选动作”，从“弹性要求”变为“刚性底线”。因此，对于建行而言，重构合规文化、强化科技赋能、完善问责机制以牢筑合规内控风险防线，可以说是势在必行。

二、经营质效依旧出色，但业绩增速不佳

与其他五大国有银行相比，建行拥有非常显著的战略站位特色，自成立之初就长期扮演着“基建资金管家”角色，且这一基因延续至今，具体体现在以下两大领域：

一是基础设施金融龙头，长期支持国家重大工程和“两新一重”项目，2025年推出“善建强基”服务方案，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股、债、贷、保、租、顾、咨、基”全周期综合服务；二是在住房金融业务上占据绝对主导，个人住房贷款市场份额第一，余额超6万亿，“要买房、到建行”深入人心，在保障性住房、“保交楼”等领域持续担当。

因此，近十年里建行资产规模持续增长，也是国有大行中业绩成长性最强的一家之一。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建行资产规模达45.37万亿元，仅次于工行52.81万亿元、农行48.14万亿元，居国有六大行第3位；营收和净利润均排名第2，仅次于工行。

建行的高成长性，应该说跟两任董事长田国立和张金良的努力密不可分。这二位在建行搭档了两年有余，2022年4月，张金良调任至建行党委副书记，与彼时担任董事长7年有余且在建行工作了20年经历的田国立形成了“田张配”，直至2024年3月，张金良“接棒”功成身退的老将田国立，成为建行新一任掌门人。

客观来说，田国立执掌期间，将建行一路带成了国内营收与利润竞争优势很强的大行，且自张金良调过来后，在二人的搭档之下，建行业绩增长依旧出色。2017年-2024年8年间，建设银行营收增长20.67%，净利润增长38.81%，在国有六大行中都是很不俗的表现。

从最新经营数据来看，2025年前三季度建行资产规模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银行的根本经营模式在于资金运作，即通过有效配置所汇聚的资金，将其转化为各类生息资产，从而获取相应收益。在金融需求不算充足的情况下，建行资产扩张11.83%，是六大行中表现最好的。其中，农行增长11.33%，邮储银行增长8.9%，工行增长8.18%，中行及交行分别增长7.1%、4.02%，建行是增速最快的。

但是比较割裂的一点在于，不错的资产扩张为基础，并没有转化动能反哺于业绩增速。要知道，在去年前三季度建行营收和净利增速连个位数都没够着，分别仅为0.82%、0.62%，在六大行中是比较差的表现，其中，营收增速掉至最后，而净利增速也只是仅好于工行的0.33%。

资产质量上，不良率大体稳定，较年初压降0.02个百分点至1.32%；拨备覆盖率为235.05%，上升了1.45个百分点，依然是行业里的较好数值。

因此从重要业务数据来看，建行表现都还可以，依然处在较好的财务状态，但是业绩增速却有些明显落后了。

三、关键指标承压，对比同行稍显不足

从数据拆解与对比的角度看，在整体行业增长承压的背景下，建行规模能维持两位数增速实属不易，但也同时面临增速可持续性与资产质量的双重挑战。且相比其他国有大行，其相对优势正在逐步收窄，整体表现虽仍稳健，但已不如以往突出。

首先，在六大国有银行中，建行的贷款与存款增速表现相对较弱。2025年三季度末，该行信贷较年初仅上升7.1%，存款增长6.96%。而同期中行信贷增幅为8.15%、存款增长7.69%，工行贷款增长7.33%、存款增长7.39%，两者均较建行更为突出。

尽管信贷增长势头不突出，但正如前文所言，建行的资产扩张速度却在六大行中位居首位，这主要得益于其更大幅度地借助金融市场投资来拉动资产规模。2025年前三季度，该行金融投资余额达12.35万亿元，较上年末增加1.67万亿元，增速为15.61%，远高于其信贷增长，成为推动资产扩张的主要因素。

其次，信贷增长不及预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产收益，使得建行净息差下滑压力较大。2025年三季度末建行净息差达1.36%，较年初的1.51%下滑了15个BP，降幅高于其他优质大行。比如，同期农行净息差下滑了12个BP，交行仅下滑了7个BP，都略好于建行。在国有六大行中，建行净息差下滑幅度仅好于邮储银行（同期下滑18个BP）。

除了资产结构，信贷结构也影响了建行净息差。去年前三季度，该行进一步增加了对公贷款的投放比例，降低了收益率更高的个贷投入力度。对公贷款从55.85%上升到56.83%，个贷从34.33%下降到了32.9%。

对公贷款中，与民生经济、政信类相关的信贷投放占据了主导，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制造业，以及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相关的政信业务，而房地产、建筑领域的贷款投放占比则较小，说明建行整体信贷投放在向更加低收益低风险的领域集中。数据显示，目前建行政信类业务合计投放贷款占比达19.52%，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制造业分别为9.18%、8.89%。

受以上资产结构调整影响，建行的利息净收入降幅较大，为-3%，与交行的1.46%增长形成鲜明反差，且下降幅度也要大于工行（-0.7%）、邮储银行（-2.07%）。

作为银行营收基本盘的利息净收入出现“急刹车”，建行营收增长主要靠债市的投资收益，去年前三季度其投资净收益同比大涨了150.55%。

也就是说，建行在信贷主业上的拓展步伐显得较为审慎，相较于其通过金融市场投资拉动增长的力度，信贷对整体资产与收入贡献的占比有所弱化。对一家大型国有银行而言，这或许意味着其传统信贷引擎的动能有所放缓，而信贷业务不仅是银行经营的根本，也是服务实体经济的直接渠道。

该行扩表更依赖投资而非贷款，可能受多重因素影响：其一，客户基础与市场份额的变化。尽管建行底蕴深厚，市场地位稳固，但来自同业竞争的压力仍可能对其贷款增速形成一定制约。其二，响应政策导向参与地方政府债务化解，相应增配地方债或城投债，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信贷资源。

但更具解释力的因素，或许来自资产质量层面的考量。虽然报表上的不良率保持平稳，但内部风险迁移指标的变化透露出一定的压力。例如，2025年上半年，该行正常类贷款向关注类迁移的比例从年初1.07%升至1.35%，同时关注、次级、可疑类贷款的迁徙率也呈现同步上行态势，这反映出资产质量的下行压力在积累。

另外，从贷款结构来看，建行个人贷款不良率较期初上升0.12个百分点至1.10%，对公贷款中的建筑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领域不良率也攀升较快。

因此，在部分资产潜在风险仍待化解的背景下，建行管理层可能在信贷投放上采取了更为稳健、择优的策略，以优先保障资产安全为先，这或许是其信贷增速相对温和的重要原因。

总的来看，建行的经营端还是很不错的，各项指标也都能保持稳健，只是相对同业几家大行来看动能有些趋弱，但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可能是建行在洞悉金融市场环境变化下的适时主动调整，也可能与管理层不冒进偏稳健的经营风格有关系。

而结合此次被重罚事项来看，建行在维持稳健经营的同时，更需要在内部风控管理上多下苦功夫才行，否则“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