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涨工资。

近期，一股涨薪潮在国内多家头部企业中流行。京东方面，有92%的员工获得了足额乃至超额的年度奖金，年终奖总额同比增幅超过70%，预计将创下行业年内最高涨幅。字节跳动则在内部信中宣布，本绩效周期的评估总额相较上一周期提升了35%，并将调薪资源大幅增加了1.5倍，同时上调了全部职级的薪酬区间下限与上限。宁德时代则为近9万名基层员工统一上调了每月150元的基本工资，时薪与加班费也相应提高。小米汽车向北京工厂工龄满一年的蓝领员工发放了约6000元的特别激励。比亚迪绩效达标的员工月薪普遍上涨约1000元，核心人才的增幅甚至达到每月4500元。药明康德则有消息称，在2025年已进行两次调薪，九成正式员工获得平均超过12%的薪资增长。

企业提高员工待遇本不稀奇，但在当前这个时点集中行动，其背后的信号值得深思。我们正面临怎样的宏观环境？传统上驱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效率有所放缓，出口面临国际环境的挑战，因此，扩大内部消费需求成为稳定经济增长更为可行的抓手。

然而，近年来的情况对居民消费能力形成了一定制约。多重因素叠加，使得许多人的钱包不那么宽裕，直接影响了消费意愿和能力。而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收入在GDP中的占比约为40%，发达经济体普遍在70%左右，世界平均水平也在60%上下。这一对比凸显了提升劳动报酬份额的紧迫性。而另一方面，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达到了56.6%，这么一看，想要提升消费动力，工资水平就必须提高。

因此，为激活内需、稳定经济大盘，政策层面正着力推动居民收入的系统性增长。回顾近期的政策脉络，就可以明白国家的用心良苦：

2024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2025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202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将增加收入细化为四个主要方向，首要便是促进工资性收入的合理增长。

随后，在《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同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并“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

2026年2月3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也将促进农民增收作为重要章节。

在这一系列政策推动下，许多人的收入已切实增加。最直观的表现是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普遍上调：上海以2740元领跑全国，北京、天津、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地均达到或超过2400元，宁夏的第一档标准也调至2235元。

根据政策导向，增收行动分层次推进：加速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主要惠及低收入人群。而此次头部企业的涨薪潮，则主要作用于中等及较高收入群体。

当涨薪的覆盖范围足够广泛，一个可预期的结果便是社会整体消费能力的增强。据相关研究机构测算，居民消费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有望释放约8000亿元的消费潜能，这对于提振消费市场无疑是一针强心剂。

因此，本轮大范围的涨薪举措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从影响力和能力上看，头部企业员工基数大、支付能力强，就是落实增收政策、带动消费的示范样板，而一旦打开了增收的突破口，往下就可以更加期待经济循环的起色了。

作者：马江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