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人称曾铁桶，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屡立战功。他在安庆之战和天京之战中尤其显露出非凡的军事才能，擅长挖筑长壕，顶住城内外的巨大压力，将敌军逐步困死于城中，成为战局中不可或缺的力量。然而，与同时代的名将鲍超、多隆阿、彭玉麟、杨岳斌、塔齐布，乃至敌方的陈玉成、李秀成相比，曾国荃的存在感却显得黯淡许多。他不仅战后留下老饕的恶名，还因性格跋扈，与同僚多隆阿、杨岳斌、彭玉麟、鲍超等人产生矛盾，以至有人曾意欲上告参奏他。 在安庆之战中，曾国藩采取了围城打援的策略，而曾国荃所统领的部队主要任务便是围城兼防援兵。虽然这任务看似不是最艰巨，但曾国荃的表现却出人意料地出色。咸丰十年五月底，他利用霉变的陈米千石——湘军粮草供应常常短缺，偶尔甚至发霉——以及数千两银子雇佣饥民开挖两道深、宽各一两丈的长壕。内壕牢牢困住安庆守军，外壕则抵御援军。战役期间多次发生惊心动魄的冲突，曾国荃专注防守，太平军始终无法突破这两道长壕，直到城池被攻破，他的功劳才得以显现。 同治元年五月四日，曾国荃率领两万多将士进驻雨花台，而彭玉麟率水师驻守护城河口，形成对天京的包围。当时湘军猛将多隆阿不愿配合，率部远赴陕西，其余部队亦迟迟未到，曾国荃因此几乎成了孤军。李秀成率二十万援军压境，曾国藩忧心如焚，频频致信要求曾国荃撤退，但曾国荃以惊人的意志力顶住了压力，为攻下金陵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在两场战役中贡献卓著，却也因此在战后留下了老饕的恶名。

曾国荃为人贪婪跋扈，依仗曾国藩的权势，自恃高人一等，极难与他人沟通。他与湘军其他主将——如多隆阿、杨岳斌、彭玉麟、鲍超——关系紧张，矛盾一度激化到欲上告参劾的地步。安庆之战中，多隆阿承担阻击陈玉成部的重任，战损惨重，然而论功行赏时却不及曾国荃，因此大病一场。攻打天京时，曾国藩又令多隆阿苦战打援，他便借口陕西闹匪，率部远走。 曾国荃初驻雨花台时孤军深入，湘军内部分歧甚大。曾国藩幕僚和其他将领纷纷上言，指责他孤军冒进，断言其非能克金陵之人，坚决主张撤兵改路。湘军内部反对声此起彼伏，一方面因当时疫病流行、损兵折将，不宜大动干戈；另一方面，曾氏兄弟在战功分配中显得占尽大头，让其他将领吃苦。直到曾国藩亲自考察前线近一个月，认定营盘坚固，才下定决心攻城，反对声才略有平息。这其中，也从侧面显示出曾国荃确有过人军事才能。 然而城破之后，曾国荃却怂恿士兵烧杀抢掠，彻底落下了老饕的恶名。攻下金陵城后，湘军纵火抢掠，几乎以火开路；太平军虽努力自保，但根据目击者赵烈文的估计，太平军焚毁约三成，而湘军焚毁七成。火势持续近十日，直至大雨方才熄灭，南京城几乎化为废墟。

湘军的暴行触目惊心：老弱无力的居民被肆意杀害，街头死尸遍布；未满三岁的儿童也未能幸免；妇女四十岁以下者几乎无一幸存。湘军先掠王府，再挖地窖，逐户搜掠财物，拆毁民居，盗挖坟墓，直至公私财物荡然无存。他们在抢掠的同时，还肆意糟蹋妇女，甚至在大街上公开施暴，哀嚎声传遍四方。天京陷落后的一个月零八天，城内仍旧混乱不止，兵勇互相掠夺，杀戮不断。 这一切浩劫，曾国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暴行初起时，赵烈文请求他出面制止，却遭坚决拒绝；第二天，赵烈文再次拟定四条禁令，包括制止滥杀、保护妇女，但曾国荃依旧拒绝执行，对赵烈文十分反感，关系紧张。 湘军纵容抢掠，与其军制本身有关。湘军非正规军，粮饷长期紧缺，士兵围攻天京时甚至只能喝稀粥。曾国荃放纵属下抢掠，既是激励士兵作战的无奈手段，也是兄弟早有安排的策略。湘军其他诸将与曾国荃本就有矛盾，再加上眼红，自然会上奏参劾。

总体来看，曾国荃作战勇敢，立下赫赫战功；但战后纵容烧杀抢掠，使其声名扫地。尽管后升任两江总督，他的影响力一直难以恢复，在家中蛰伏多年，成为历史上复杂而矛盾的一位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