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稠密的四川盆地

四川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加之“难于上青天的蜀道”阻隔，因此中原地区的战乱往往很少波及川蜀之地。但在民国时期各路军阀混战的日子里，没有被中原战乱波及的四川大小军阀反而陷入了更加疯狂的内斗之中。

有人曾粗略统计，自民国元年即1912年到1933年初，四川共有 478次战争，其中规模较大的29次，牵连到邻近的滇、黔、陕、鄂等多个省份，平均下来每年小打22次，大打1次。那么物产丰富、地势险要的四川为何会如此战祸不断呢？

熊克武主政四川时建立防区制

防区制度对加剧内斗“功不可没”

1918年，担任重庆蜀军政府第1师师长的熊克武在“护国战争”、二次革命中不断发展壮大，声望也与日俱增，统摄四川军民两政，并被各方推举为四川靖国军司令。熊克武为减少川内军队争斗，决定按各军驻防区域，划拨地方税款，由各军自行就地征收作为军需粮饷，由此形成四川军阀独有的防区制。

防区制的实施，本意是让各军安守一地，避免互相争斗，但随着部队驻防日久，各部的军长、师长们不仅在防区内征收粮饷，还干预政事，委任官吏，实际上已经将防区演变成了大小不一的“诸侯国”。“军阀割据，拥兵称雄，各自为政，委任官吏，征收租税，俨然古之封建诸侯。不惟中央无统驭之方，即督军、省长亦徒拥虚名而已”。为了扩大地盘、发展势力，逐渐失控的川军各部开始彼此攻伐，混战愈演愈烈，几乎无一年停止。

上世纪三十年代盘踞四川的主要军阀

两块儿白菜心挑动各方觊觎争夺

四川虽物产丰饶，人口众多，但主要的资源都集中在省会成都附近的川西平原以及川东交通中心——重庆这两块儿白菜心上，控制这两个地区之一就能积累实力统治全川。而这两大城市周围的次要地区也具有较高的战略意义，退可守护中心盆地地带，进可向周边进攻发展。

如此一来，占据着成都、重庆两地的军阀妄图长期固守，其周边的军阀则对这两座城市垂涎三尺，不放过任何占为己有的机会；而更外围的军阀则觊觎更靠近成都、重庆的周边区域，拼命想要往里挤，甚至联合进行围攻，往往导致十几股甚至几十股势力加入战团，范围波及整个四川。

云南都督蔡锷护国战争期间主政四川

四川军阀缺乏统一的领导核心，内部派系复杂

辛亥革命爆发之初，就出现了两个政权，即同盟会和保路同志会等革命党人在重庆成立的蜀军政府；立宪派及官僚士绅在成都建立的大汉四川军政府。后来，蔡锷在护国战争中率军攻入四川，执掌西南川滇黔3省军务，建立了新的政权，也扶植起一批新的力量。因此四川军阀内部始终没有产生如奉系张作霖、西北系冯玉祥那样的领导核心，任何一方掌权，其余各方就会联合起来将其倒台驱逐，周而复始，循环不已。

同时，四川军阀以军校、军队番号，或同乡、宗族关系等组合成不同派系，如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刘文辉、邓锡侯等人为首的“保定系”；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校的刘湘、杨森等人为首的“速成系”等。各派系盘根错节，虽以同学、同乡和同宗为纽带，但为了扩充实力、争夺地盘又往往兵戎相见。

四川军民欢送川军奔赴抗日前线

蒋介石的介入和全面抗战爆发，推动四川内战彻底结束

不过，再热闹的戏码最终也有落幕的一天，随着蒋介石南京政权的介入，四川军阀相互牵制的均衡局面被打破，盘踞重庆地区的刘湘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势力暴涨，连续击败驱逐了刘文辉等势力，成为四川各路军阀名义上的领袖。1934年12月底开始，刘湘先后被任命四川省主席、省保安司令等职务，并要求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等军阀头子交出防区民政财政各权，将导致四川各路军阀常年混战的防区制终结。

随后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南迁入渝，中央军大举入川，而川军则基于民族义愤纷纷出川抗日，将热血洒在了华北及长江两岸的抗日前线。

川军在抗战中居功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