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寒冷刺骨的北京郊外,早上八点的冰馆内,一场关于精准与毅力的较量正在无声上演。零下七度的低温仿佛被运动员们的热情所驱散,取而代之的是冰壶撞击圆心的清脆声响。
与大众的认知不同,轮椅冰壶并非简单地“坐着刷冰”。事实上,赛场上没有任何擦冰动作,运动员们完全依靠出手瞬间的弧线和转速来控制冰壶的轨迹。这种对精度的极致要求,使得轮椅冰壶的容错率甚至低于射箭。王海涛,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稳稳地将轮椅固定,身体前倾三十度,手臂如同钢铁般笔直,从肩膀到手腕形成一条精准的直线。十五年来,他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每天投掷冰壶五百次,肩膀内甚至植入了七颗钢钉,他戏称自己为“人形瞄准镜”。
教练岳清爽站在后场,声音早已沙哑,只能通过手势与队员们交流。食指轻点,代表左旋;手掌下压,意味着减小力度。整个队伍配合默契,仿佛拥有共同的神经。即使已经获得大满贯的荣誉,他们依然不敢有丝毫松懈。岳清爽坦言,国外队伍会将他们的每场比赛拆解分析,甚至精确测量轮椅的角度。在这个赛场上,不进步就意味着退步。她递给我一张表格,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加拿大队最新的投壶转速,比他们平均快0.8转。这微小的差距,在奥运赛场上可能就决定着胜负。
短暂的四十分钟午休,食堂提供的“冠军套餐”——番茄牛腩加两根香蕉,能够补充八百卡的热量。年轻队员张强推着轮椅想要插队,却被老队员一把拽住。“想不想去米兰?想去就老实排队。”老队员的话语中带着一丝严厉。张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低下头,快速地扒着饭。三年前,他还是短道速滑队的队员,一场意外导致他双腿截肢。经过多次尝试,他最终选择了轮椅冰壶。他觉得这项运动非常“费脑子”,既像下象棋,又需要自己搬动棋子。但越是琢磨,就越觉得有意思。即使到了深夜,他依然会坚持加练到十点,回到宿舍后还要写战术日记,在纸上画满圆圈和箭头,如同地下党的接头暗号。
下午的队内对抗赛,红队落后一分,最后一壶的机会落在了王海涛身上。他紧紧地盯着大本营,时间仿佛凝固,整个场馆安静得可以听到冰面开裂的声音。突然,他将轮椅向后一倒,改变了出手角度。冰壶巧妙地贴着障碍壶滑过,轻轻地将对手的两分碰走,瞬间改变了场上的局势。全场爆发出欢呼声,队友们激动地将毛巾抛向空中。而王海涛依然面无表情,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回防”,仿佛只是完成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岳清爽透露,这一招他们已经秘密训练了半年,就是为了应对瑞典队的“铁桶阵”,今天第一次使用,就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训练结束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冰面上泛起一层薄雾,灯光洒在上面,如同昏黄的旧电影画面。队员们默默地收拾着自己的轮椅,将冰刷整齐地摆成一条直线。王海涛轮椅的右侧扶手已经被磨得锃亮,他用胶布缠了一圈又一圈,他说“旧家伙用着顺手,不想换”。我帮他将轮椅推回宿舍,他突然开口说道:“记者,别把我们写得太惨,我们挺开心的。”我回想了一下,确实,一整天下来,没有人提到“残疾”这两个字。他们讨论的只是“线路”、“力道”和“转速”,就像一群严谨的理工男在解一道复杂的方程式。
回到酒店,我打开手机,发现轮椅冰壶七连冠的新闻已经上了热搜,评论区里充满了“励志”和“泪目”的字眼。我的脑海中却浮现出王海涛收起轮椅时发出的那声清脆的“咔哒”声,干脆利落,仿佛为一天的工作盖上了公章。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他们需要的不是眼泪,而是将冰壶投到圆心,比对手更近一厘米的决心。
距离米兰冬残奥会还有四十天,参赛名单尚未公布,谁去谁留,队内的气氛却出奇的平静。张强说,老队员告诉他,与其担心名单,不如担心自己的出手角度。“壶会说话”,老队员如是说。深夜十一点,宿舍的灯光熄灭了,我从窗外看到,一排轮椅整齐地停在走廊里,如同等待检阅的士兵,安静得只剩下充电指示灯在微微闪烁。
或许这就是竞技体育最残酷也最公平的地方:无论你是站着还是坐着,冰面只承认结果。投出去的冰壶不会撒谎,它滚出的每一厘米,都是过去无数次训练的积累。王海涛和他的伙伴们每天把自己固定在轮椅上,重复着那些在外人看来枯燥乏味的动作,只为了在四十天后,让冰壶停在比对手更近的毫厘之间。奖牌的颜色,人生的走向,都取决于此。
你问他们值得吗?他们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低头推壶。冰面反射着光芒,映照出一张张被寒风冻得通红的脸庞,也映照出一句潜藏在他们心中的话语:别同情,别夸张,别给我们加戏,看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