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月20日电 题：如何以“沿海民族走廊”视角理解中华文明？

作者 周大鸣 云南师范大学社会学首席教授、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作为一条长期被忽视的文明通道，附着于中国漫长海岸线的“沿海民族走廊”，提供了理解中华文明多元性、开放性与整合力的一个全新视角。

中华文明的传统叙事，常以大河平原与中原腹地为核心，强调农耕文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沿海民族走廊”这一概念，不仅是对费孝通先生“民族走廊”学说的重要补充，更是打破“陆地中心主义”、重新审视中华文明海陆互构历史的关键切入点。

2022年5月13日，在位于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的费孝通民族调查史记保护展示馆，瑶族民众向访客讲解。中新社记者 黄令妍 摄

“沿海民族走廊”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集地理、行政、文化三重维度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明通道。地理层面，它依托中国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及岛屿海岸线，形成连接东北与西南的狭长地带；行政层面，它涵盖辽宁至海南等沿海省份，是国家力量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区域；文化层面，它是陆地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交汇带，是理解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视角。

这一概念的核心价值还在于其方法论意义：它要求我们突破“从陆地看海洋”或“海陆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将海陆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理解“沿海民族走廊”，重点不在于空间范围的界定，而是将陆地和海洋统合起来，进行大视野的思考。这种整体观有助于我们重新发现中华文明中的海洋维度，纠正将中华文明简单归类为“黄土文明”的片面认知。

历史上，“沿海民族走廊”扮演了多重角色，是推动中华文明内部整合与对外交流的重要枢纽。从史前百越族群的沿海迁徙，到秦汉以降中原人口因战乱、屯垦、贸易而南迁，再到唐宋以来海上贸易带动的人口流动，它始终是连接中国南北的重要纽带。例如，清代宁波港汇聚南北船帮，北至鲁辽、南达闽粤的航线密集，形成了覆盖海岸线的经济文化网络。

它是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山地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交融地带。珠江文明便是典型，既吸纳了中原农耕技术，又融合了山地族群智慧，更发展了面向海洋的贸易与移民文化。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国桢提出的“海陆一体”结构在此得到充分体现。所以，中华文明实为上述四种文明互动的结果。这种交融也使得中华文明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与生命力。

2023年6月20日，广州市天河区，珠江干流广场附近上演“龙船景”。 中新社记者 陈楚红 摄

它是海陆经济互补的双循环平台。沿海地区很早就形成了“半农耕半海洋”的生计模式，如百越先民既从事水稻种植，又开发“蚶田”“蛏田”等海洋养殖。海盐、水产、航运等海洋经济成为陆地经济的重要补充，海上贸易刺激了内陆手工业发展，形成海陆联动的经济体系。

它是人口迁徙与海外网络构建的起点。从古代越人沿海南迁，到近代华侨华人向东南亚、美洲移民的浪潮，沿海走廊是人口外向流动的出发点。移民不仅将中华文化传播至海外，也通过回流带来外部文化元素，如广东开平碉楼融合中西建筑风格，体现了文明互鉴的活力。

“沿海民族走廊”的形成与发展，反映了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再到“自强”的演进过程。自在阶段(史前至鸦片战争)，沿海走廊是境内族群互动与中外文明交流的通道，在自然状态下促进了区域联系与文化融合。唐代广州已设有“蕃坊”，阿拉伯、波斯商人入住其中；宋元时期妈祖信仰随海上贸易从福建传播至沿海各地；明清时期华侨移民东南亚形成早期侨社。

自觉阶段(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沿海走廊成为中华民族应对西方冲击、走向近现代化的前沿。通商口岸的设立、民族工业的兴起、海外侨汇的支持，使沿海地区成为中国近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抵御外侮的共同经历，激发了各族群的共同体意识。

自强阶段(新中国成立至今)，沿海走廊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长三角、珠三角、渤海湾城市群的崛起，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凸显了海洋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沿海城市已成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外籍人士来华的重要目的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从“沿海民族走廊”视角重新思考中华文明，具有重要的当代启示：其一，有助于完善中华文明的整体叙事。传统历史书写常侧重王朝更替与陆地治理，而沿海走廊的视角将海洋活动、跨境贸易、移民网络等纳入叙述框架，揭示中华文明始终具有开放与外向的维度。如人类学家凌纯声所言，东夷、百越先民创造的海洋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历史依据。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通过沿海走廊与内陆走廊(如南岭走廊、藏彝走廊)相连，形成接力式的贸易网络。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可借鉴历史经验，通过海陆联动实现区域协同发展。

2025年12月12日，在福建泉州举办的“非遗无界・丝路同辉——海上丝绸之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上，西藏艺人现场展示唐卡绘画技艺。 中新社记者 王东明 摄

其三，推动海洋强国战略的文化认同。挖掘沿海走廊的历史文化资源，如妈祖信俗、航海技术、海洋生态智慧等，可增强公众的海洋意识。

其四，促进跨学科研究与文化传承。沿海走廊研究需整合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海洋生物学等多学科方法，例如通过水下考古发现沉船遗址，通过基因研究追溯族群迁徙，通过民族志调查记录渔民生活。这种综合研究有助于保护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如福船、广船、沙船制造技艺、航海技术，疍家渔歌等。

“沿海民族走廊”不仅是一个学术概念，更是一种重新理解中华文明的研究范式。它提醒我们，中华文明并非封闭的大陆文明，而是兼具陆地与海洋双重性格的复合文明；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不仅建立在陆地交往基础上，也通过海洋活动不断强化。在全球化与海洋世纪背景下，这一视角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中华文明的过去，更自信地面对未来。(完)

作者简介：

周大鸣。作者供图

周大鸣，湖南湘潭人，云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77年进入中山大学学习，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大学生，之后留校任教。20世纪80年代起，从农民工群体的追踪研究开始，到关注流动性的、城市化的现代中国移民社会的转型及社会构成特点等，近年来逐步聚焦数字技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