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继续负增长，如何抓住重要机遇期？
△老师和孩子行走在校园中。
2022年是我国人口负增长起始年，根据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延续了负增长态势。2023年年末全国人口14096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0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0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39‰；死亡人口1110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8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宋健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人口负增长在今后是大概率事件；同时，我国在2023年正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的并存将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她强调，未来一段时间内，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程度仍相对温和，要科学决策、多方施策，抓住解决人口问题可以利用的重要机遇期。
人口负增长趋势持续
在我国2023年人口数据公布的前一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发展报告2023》（下称“报告”）。报告对人口问题作专门论述，指出在过去12年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和总人口已相继达到峰值，目前总人口正处于峰值期，预计在未来长时间内将呈现下降趋势。
报告认为，未来出生率可能将延续较低水平，主要原因有4个，一是结婚年龄延后，二是年轻人生育意愿下降，三是育龄妇女减少，四是不孕不育比例偏高。
根据相关数据，2010—2020年，中国初婚平均年龄从24.9岁升至28.7岁；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从2017年的1.76个下降到2021年的1.64个，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分别仅为1.54个和1.48个；未来15年内，15—49岁的生理育龄妇女规模年均减少286万人。
报告进一步分析，中国的出生率持续下滑，这一趋势预计将成为主导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长期因素。据此预测，未来每年的出生人口数量将大约每10年减少100万。
宋健告诉《中国报道》记者，我国的生育率低迷，也要从家庭视角来理解，即新生家庭成长的速度赶不上原生家庭解散的速度。她进一步阐释，婚姻家庭制度在我国韧性很强，婚内生育仍占主流，生育往往是家庭内部资源调度和协调分配后的重大决策。而根据数据，2022年，我国一人户（单人户、单身户）占全部家庭户的比例为17%，2002年这一比例仅为8%。她表示，一人户总量占比提高说明新生家庭与原生家庭更替不畅，这与年轻人推迟婚育年龄甚至“不婚”“独身”有关，对生育率的提升显然不利。
从人口发展规律来看，人口负增长是完成人口转变后的国家普遍面临的人口形势。宋健分析称，人口转变也叫作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通常分为3个阶段：在转变前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均较高，自然增长率极低；转变过程中，死亡率率先下降，出生率保持一段时间的高水平后随之下降，人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转变后阶段，死亡率、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保持在低水平。目前，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国家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发达国家较早面临低生育率挑战。一些规模较小的国家完成人口转变后，主要依靠国际移民维持人口正增长。
我国的人口转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于90年代完成，在持续了30年的人口惯性正增长后，最终在2021年进入人口零增长区间。宋健表示，在低死亡率背景下，未来我国人口负增长的程度和持续时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出生率的高低，如果生育率持续低迷，未来就会面临较长时期的人口负增长。关于负增长的走势，人口学家将其描述为“短期温和，长期加速”。
按照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的预测结果，我国人口的总体规模在2050年之前仍然比较大，宋健强调，这期间是解决人口问题可以利用的重要机遇期。
生育支持是长期实践
“其实从世界经验来讲，无论是提高生育率，还是扭转人口负增长，要么依靠国际移民维持人口正增长，要么从生育支持性措施入手。”在宋健看来，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国际迁移不足以影响人口增长，因此我国的人口增长主要依赖自然增长，即出生人口数与死亡人口数的博弈结果。
2021年6月，我国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被视为优化人口政策的顶层设计。参与该文件的草拟工作时，宋健提出的经济支持、时间支持和服务支持三方面的生育配套支持措施被予以采纳。
文件发布两年多来，各省份陆续完成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修订或启动修订，并围绕这三方面探索发放生育津贴、延长产假、增加普惠托育服务等举措，积极营造生育良好氛围。
宋健告诉记者，考虑到地区差异和人群差异，生育配套支持政策目前在全国层面的效果并未明显显现，相关探索注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尤其是持续几年的疫情总体上仍对生育起着抑制作用。
与此同时，人口学家普遍认为，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生育配套支持措施与生育水平之间的关系也并非线性的，单一政策效果不佳，要采取综合性措施共同发力，同时效果也与措施力度、持续时间和家庭需求相关。
经过近两年的研究工作，在经济支持、时间支持和服务支持之外，宋健认为文化支持同样不可或缺。首先要重塑社会生育文化，加强家庭建设，通过婚内的生育支持来改善现状。比如，提供宜居住所、改变加班文化、扩展婚恋交际圈等，还要聚焦生育核心人群，增强和恢复家庭生育功能。
当前我国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生育率低迷带来的影响引人关注。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佳此前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分析称，长期看，人口变化带来的矛盾必然会对经济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包括劳动力的大量减少，整个消费市场的变化，对工业生产、服务模式的影响，等等。
在宋健看来，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口规模大小并不直接决定经济景气与否，因此，人口负增长导致的人口规模下降并不必然导致经济低迷，目前要做的是根据人口发展规律及时调整产业结构，通过提升人口素质开发创新驱动型产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人口老龄化有挑战也有机遇
人口负增长既是规模问题，也是结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曾向《中国报道》记者表示，如果出生率维持在非常低的低位，总人口不下降或者下降缓慢，说明高龄老人和长寿老人占比高，这是一个更沉重的人口结构。
1月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97亿，占全国人口的21.1%，我国正式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着眼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角度，宋健表示，现代化尚未实现，我国已经“未富先老”，未来还会比较快地进入到重度或者深度老龄化，不仅是老年人口的比例高，而且老年人口的总量甚至会达到一个国家的规模。那时，大批量的人口进入到高龄阶段，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将面临较大压力，包括支撑系统和照料系统，同时叠加着人口负增长的加速开始。
“的确有很大挑战，但不全是悲观的消息。”宋健向《中国报道》记者阐释，分阶段来看，特别是对老年人口进行分类后会发现，1962年至1975年是我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期，这部分人群从2022年开始陆续进入老龄，但他们均以低龄老年人的身份存在，无论是受教育程度、适应现代化的程度，还是财富积累的程度，他们都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未来的10—20年，至少在2035年之前，仍是可以抓住的重要机遇期。”她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今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就是我国首个以“银发经济”命名的政策文件，为老年人勾勒出了晚年生活图景。
宋健向记者指出，要彻底梳理、清除不利于生育和人口增长的相关制度法规，一体化解决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问题。特别是要在2050年之前人口负增长速度较为和缓时期，建立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养老服务体系，为应对后期负增长速度加快和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的严峻挑战做好准备。
尤其在老龄化方面，宋健表示，从个人到社会都应该做好准备，以良好的身心状态、必要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储备，践行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随着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也有必要重新界定“老”和“老年人”，为有意愿继续参与社会劳动的老年人提供机会。
撰文：《中国报道》记者 陈珂
图片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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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发稿：张利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