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钱人容易成为官员，并非他们具备定国安邦之才，也并非他们有经世致用之略，而是有钱就能获得官位。用钱财铺路，比凭借真才实学考试获得官位要有效得多。当然，他们的手段还不止这些。

古代社会以农耕文明为主，没有大机器生产，也没有工业革命。大多数人都是农民，整天在田里劳作，即便有翻身的愿望，也不一定能够实现。隋唐以前没有科举制度，民间的读书人回到权贵家里做门客，立功之后才能接受封赏。他们不可能轻易成为权贵，而权贵们却可以世世代代成为权贵。除非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权贵们的财富受到冲击，不然权贵的权力和钱财会世世代代传承，而不会中途中断。有钱人不一定有权，但是可以通过银子铺路，获得官职。即便到了隋唐以后，书生们要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做官，也不是那么铁板一块，有钱人照样可以绕过制度的限制，直接进入统治阶级内部，成为官员。

有钱就算是占有社会优质资源，并不会轻易放松。有钱人会“往上看”，结交权贵，而不会“往下看”，结交平民百姓。有钱人会在和权贵们的交往过程中获得更多的社会优质资源，甚至会承包很多经营项目，做大做强之后，富可敌国。这个时候，有钱人就会格外小心，主动捐献一部分财产给朝廷，不然就会引发猜忌，继而丢了性命，任你游泼天富贵，也会被没收，叫做“财产充公”。有钱人会花钱，而且一定花到实处。他们经商的时候，穿州过县，要给地方官员一些钱，其实就是交保护费，不然就会惹来麻烦，货物被扣押，甚至被没收，也就血本无归了。商人头脑灵活，知道该如何打点。而一旦知道如何打点之后，商人就会想办法获得官方的庇护，继而自己做官。毕竟，当时社会的价值观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只有读书才能做官，而商人不用读书，就能通过赎买的方式获得一定的官职。隋唐以前的朝代可以通过权贵关系获得官职，可以花钱购买官职。到了隋唐以后，虽然科举制度比较严格，但朝廷还是给士族集团留了面子。通过权贵举荐可以做官，尤其是一些民间的书生，可以写诗文投递给权贵们，以期获得推荐。这种风气叫做“行卷”之风，而投递的诗文弄成卷轴，就是“行卷”。

推荐做官的风气一直存在，甚至到现在还存在。要看推荐的人是谁，还要看被推荐人的才能，才能确定是否应该让他做官。宋太祖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手段让大将们自动交了兵权，鼓励他们“多买歌儿舞女”，回家图个一世快活。交了兵权的大将成了大财主，甚至可以通过以往的关系让自己的孩子做官。到了明代，官场腐败严重，卖官鬻爵之风兴盛。只要有钱人出钱，就能买到官职，比起书生们寒窗苦读要快捷方便得多，也更让人羡慕。卖官鬻爵的钱并没有给社会发展带来很大的推动力，相反卖官鬻爵给官场生态和社会生态带来很大的破坏力，甚至一度让朝廷失了民心。不过，有钱人还是要谋求官位，自己不能谋求，就要给儿子谋求一个，叫做“捐官”。

即便明令禁止，不允许有钱人“捐官”，有钱人也能通过一些别的办法进入官场。他们会给一些官员送银子，请他们吃饭，时间长了，就摸清了官府的套路，可以在官府任职，可以通过关系弄一些科场舞弊案，却不被发现。花钱请老师给孩子上课，还要花钱买考题，甚至花钱雇“枪手”，替孩子考试。如此一来，有钱人混得风生水起，可以用银子铺路，顺利做官，或者让自己的儿子顺利做官，而那些没钱的穷书生只能望洋兴叹，甚至慨叹世道不公了。

有钱人掌握了最重要的资源，可以随便使用。而官员们喜欢钱财，喜欢和有钱人交往，甚至皇帝都要依靠权贵们治理天下，即便要变法，也要考虑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要保护他们的利益不受侵害，才可以推行变法。而既得利益集团就是权贵们组成的集团，和普通老百姓无关。有钱人虽然暂时没有权力，但他们可以通过赎买的方式获得权力，造成了事实上的权力寻租，最终实现了权钱交易，也就让有钱人变得有权了。从官员角度来看，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需要在任期范围内实现权力寻租。只要有人出钱购买，就可以把权力租借出去，赚了钱属于官员的，即便有损国家和人们的利益也不会收手，因为他们已经养成了权力寻租的习惯，也早就收钱收得手软了。

古代有钱人可能是官员，也可能是“无冕之王”。只要有钱，就可以购买权力，购买官职，购买很多东西。虽然古代市场经济没有发展起来，很多东西没有作价出售，但权力已经作价出售了，吸引有钱人购买，也吸引很多书生刻苦攻读。就连皇帝都要提倡卖官鬻爵，也就无所谓官僚政治的正确与否了。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在有钱人成为官员的事情上，这样的道理体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