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战争时期，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是解放农奴。拿破仑的军队每到一处，都会解放大量的农奴，这使得拿破仑在欧洲大陆赢得了许多支持者和合作伙伴。尤其是在1812年，拿破仑进攻农奴最多的俄罗斯时，他也试图利用这个政策，但结果却非常不理想。主动投奔拿破仑的农奴寥寥无几，反而有大量农奴拿起武器与拿破仑作对。这个现象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 首先，俄罗斯的农奴大多信奉东正教，他们把沙皇视为东正教的救世主。这是俄罗斯特殊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长期以来，俄罗斯的农奴们一直是虔诚的东正教信徒，他们对沙皇有着深厚的感情，因为沙皇常常在他们遭受不公时，充当拯救者的角色。在东欧，战争和掠夺几乎是常态，许多斯拉夫人被掳到克里米亚和中亚的奴隶市场，而沙皇有责任救助这些东正教信徒。为了履行这一责任，沙皇每年都会花钱从奥斯曼帝国、克里米亚汗国等地赎回被奴役的人民。即便在禁止黑海和中亚奴隶贸易后，沙皇依然会定期救助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人民。例如，今天某位来自克里米亚的知名检察官，他的祖先就是沙皇救助的一位塞尔维亚难民。对于大多数斯拉夫人民来说，沙皇在他们心中就是那个救世主的化身。

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1897年，沙俄的识字率仅为24%。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农奴都不识字（当然，也有少数识字的农奴，他们相对来说是幸运儿）。这些农奴大多从小就受东正教的影响，信仰深厚，沙皇的形象几乎等同于救世主。而且，沙俄的皇室和东正教紧密相连，罗曼诺夫家族的创始人米哈伊尔的父亲，曾担任东正教的牧首，这也进一步强化了沙皇作为救世主的形象。 沙皇俄国长期是欧洲文化最为落后的国家之一。罗曼诺夫家族的历史背景也使得他们在民间进行沙皇救世主形象的宣传。在沙俄历史上，农民起义往往都需要借用沙皇的名字作为号召力。比如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几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是以她的已故丈夫彼得三世的名义发动的。彼得三世虽然在治国上毫无建树，但凭借沙皇的身份，他仍然在民间拥有极大的号召力。而在罗曼诺夫家族灭亡后，农奴出身的邓尼金还积极起兵，为沙皇家族复仇。对于俄罗斯农民来说，沙皇不仅是他们的统治者，还是他们与外来侵略者、异端势力作斗争的最高领袖。因此，在拿破仑入侵时，民族和宗教的矛盾显然比阶级矛盾更加重要，大部分农奴自然不会背叛沙皇。

其次，俄罗斯的农奴阶层十分复杂，特别是那些土地上有财富的土豪农奴，他们并不欢迎拿破仑提出的解放农奴的政策。或许你会感到惊讶，事实上，在欧洲的历史上，土豪农奴并不罕见，这种现象也并非俄罗斯所独有。在德意志地区，从查理曼大帝时代开始，就存在一种特殊的农奴骑士阶层。在贵族庄园中，许多农奴的管家通过不正当手段为自己积累了财富，这些人甚至能够购买骑士装备，并成为军事贵族。中世纪的欧洲，特别是德意志地区，农奴骑士这种现象屡见不鲜，甚至有的农奴管家被任命为宫廷总管，地位不低。贵族们甚至会接受一些土豪农奴的赎身费用，而德意志皇帝则常常依赖这些农奴骑士来参与战争或充当官吏。 在沙俄，贵族的土地大多集中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贵族们也常常在这些城市里交往。而在广大农村地区，识字的人非常少，贵族庄园中的农奴中就有一些所谓的土豪农奴。沙俄的农奴制度复杂多样，有的农奴被称为武装奴仆，地位甚至高于普通自由民；有的则是契约农奴，甚至沙皇本人拥有大量国有土地农奴。此外，还有纳税农奴等不同阶层的存在，这些农奴在地位和身价上差异极大。

拿破仑战争爆发后，俄罗斯的一位大贵族，夏洛塔·利芬表现得非常积极，表示愿意出钱出力支持战争。他甚至邀请沙俄战争部长巴克莱的秘书来自己庄园挑选新兵。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夏洛塔·利芬的庄园内，竟然有40名农奴不愿意参军，他们更愿意缴纳赎金。为了不耽误战争，夏洛塔·利芬与17户土豪农奴达成协议，这些农奴每户出资2000卢布，总共筹得了34000卢布，这笔钱相当于沙俄军队三个月后勤支出的三十分之一。 这笔巨款让莫斯科的贵族们十分震惊。贵族和富裕的农奴之间的关系复杂，很多贵族愿意保护自己领地上的农奴，让他们在自己的旗帜下作战，而不是像普通农民那样被强制服兵役长达25年。

沙俄的农奴制度非常复杂，拿破仑虽然提出了一个政治口号，试图通过解放农奴来获得支持，但并不能简单解决所有问题。面对沙俄农奴的抵抗，拿破仑的政策效果并不理想，这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