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首届棋仙杯世界围棋大赛在韩国开幕，大家都在关注谁会成为世界第一位棋仙。但在中国就有一位棋仙，不过是象棋棋仙。他就是钟珍。

1889年，一个叫钟珍的少年在广州番禺出生，他不识字，没上过学，以背米为生。所有的棋艺都是在街头看会、琢磨透的。1908年，19岁的钟珍向当时广州第一高手唐昌发起挑战。没人把这个背米少年放在眼里，直到钟珍走出了“弃马陷车局”。

这局棋成了广州棋坛数十年的传说。唐昌在棋枰前被杀得毫无还手之力，赛后气郁成疾，不久病逝。钟珍一夜成名，“棋仙”的名号开始在江湖上传开。但他的生活并未因此改善——他依然在街头下彩棋，靠赢来的赌注糊口。

1925年，钟珍远赴越南，横扫了整个越南棋坛，当地棋手无一能敌。《越南象棋谱》郑重记下了这位中国棋手的名字和事迹，钟珍的到访客观上推动了越南象棋的发展。可荣耀归国后，等待他的依然是广州街头的棋摊。

钟珍的后半生，彻底融入了江湖。他在闹市摆残局，与路人赌彩；他传授棋艺，但学生也必须从彩棋中“交学费”。关于他的传说越来越多：“钟棋仙能让对方一车还能赢”“钟珍一眼能看穿十步之后的杀招”“他在街头摆的残局，三个月没人能破”……

他的独门绝技“弃马陷车局”，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一代宗师杨官璘彻底破解。这意味着，从1908年到1970年代，整整六十多年间，这局棋无人能完全参透。钟珍的棋艺，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顶峰。

然而“天下无敌”的棋艺，换不来一日温饱。1946年，战火纷飞的年代，57岁的钟珍流落汕头街头。曾经的“棋仙”，此刻贫病交加，身边没有弟子，没有家人，没有任何社会组织的关照。他就这样饿死在汕头街头，像无数乱世中的无名死者一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

19岁在广州街头以“弃马陷车局”击败第一高手唐昌的少年，在越南棋坛大杀四方的游侠，晚年却只能在汕头街头摆残局赌彩糊口的潦倒老人。他的“天下无敌”是真的，他的“饿死街头”也是真的。

当人们谈论“棋圣”聂卫平时，谈论的从来不只是棋盘上的胜负。那十一场中日擂台赛的连胜，那些被载入史册的“聂旋风”时刻，那些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庆功国宴，那些他为中国棋手争取来的体制内待遇和北大清华的深造机会——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一个符号：中国围棋从江湖走向庙堂的里程碑。

1974年，北京西单九莲子胡同。中国当时最顶尖的棋手过惕生大师，和老伴蜗居在北京棋艺研究社的门房里——那本是给佣人住的房间，狭窄破旧。这位被尊为“南刘北过”的一代宗师，直到50多岁才因缘际会分到一套体委附近的一居室。而这份“照顾”的缘起，是因为他被安排去教一个叫聂卫平的孩子下棋。

聂卫平在自传中记录的这个细节，道破了前聂卫平时代中国棋手的真实处境：哪怕是过惕生这样的顶级棋手，生活也清贫如洗。更不必说雷溥华、张福田等先生——后者一生未婚，始终在温饱线上挣扎。还有那位姓崔的老棋手，刚发的99元工资（陈毅特批的全家生活费）被偷后，精神崩溃很快离世，身后事要靠棋社向各家募捐才得以操办。

这就是“聂卫平之前”的中国围棋生态。陈祖德、王汝南等新一代高手被分配进北京通用机械厂当工人，聂卫平自己去了黑龙江山河农场。棋手不是“职业”，只是“爱好”；下棋不能谋生，必须另有工作。直到聂卫平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创下十一连胜神话。

1985年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聂卫平战胜小林光一、加藤正夫、藤泽秀行，以主帅身份为中国队夺得首胜。那一刻，围棋从冷门的智力游戏，变成了“为国争光”的民族象征。聂卫平的胜利庆祝宴摆在人民大会堂，国家领导人举杯致意。

但比这些荣誉更实在的，是聂卫平为中国棋手争取到的“饭碗”。正是凭借他的影响力，中国棋手开始享受体制内待遇：基本工资、比赛奖金、退役安置。早期的职业棋手大多能进入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深造——不是只有世界冠军，而是只要成为职业棋手就有此机会。例如唐莉去了复旦大学，这在她那个年代的职业棋手中并非特例。

中国棋院那栋位于北京核心区的大楼，是聂卫平向国家申请下来的；应氏杯、富士通杯等世界围棋大赛的诞生，直接源于聂卫平在擂台赛掀起的围棋热潮；就连春兰杯和梦百合杯的赞助商，都是当年看着聂卫平比赛长大的“情怀棋迷”。

聂卫平自己曾有机会担任正部级的国家体委主任，他婉拒了。但当国家领导人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棋圣可是不得了的，是要入庙接受香火的，最好把它辞掉”时，聂卫平发现这个称号已经辞不掉了——中国围棋需要这个符号，需要“聂卫平”这三个字作为招牌。

从过惕生蜗居门房，到聂卫平出入大会堂；从崔老先生99元工资被偷后崩溃离世，到年轻棋手年入百万；从棋手必须进工厂当工人，到成为备受尊重的职业体育明星——这条“庙堂之路”，聂卫平是最大的铺路人。

为什么聂卫平能走上庙堂，而钟珍只能终老江湖？

表面上看，这是个人际遇的差异。聂卫平遇到了陈毅元帅的赏识，赶上了改革开放后体育事业大发展的时代，抓住了中日围棋擂台赛这个历史机遇。钟珍生在清末民初的乱世，象棋始终未被纳入正式体育项目，他一身绝技只能混迹江湖。

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两种棋类不同的发展路径。

围棋很早就被赋予了文化象征意义。陈毅元帅说“国运盛，棋运盛”，将围棋与国家命运挂钩；中日围棋擂台赛被塑造成“没有硝烟的战争”；聂卫平的胜利被解读为“中国人智力不输日本人”。这种政治化、国家化的叙事，让围棋获得了体制的全力支持：编制、经费、场馆、媒体宣传、学校教育体系中的位置。

象棋则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民间性、江湖性。它太普及了，普及到失去了“神秘感”和“高级感”；它的对决太直接，少了围棋那种“玄妙”的东方哲学意味。尽管杨官璘、胡荣华等大师也备受尊敬，但象棋从未获得围棋那种级别的国家资源投入。直到今天，象棋职业棋手的收入、社会地位依然远不如围棋棋手。

钟珍的悲剧，是解放前所有民间艺人的共同悲剧。不只是象棋棋手，那些说书人、杂技艺人、民间中医、地方戏演员……只要你的技艺没有被纳入国家体制，没有变成“正式职业”，那么你的命运就完全由市场决定。年富力强时或许能靠本事吃饭，一旦年老体衰或时局动荡，瞬间就会坠入深渊。

聂卫平的幸运，在于他赶上了中国体育职业化、体制化的开端。他不仅是受益者，更是推动者——他为棋手争取编制、建立棋院、创办大赛、引入商业赞助。他实际上是中国围棋职业化的“总设计师”。当他婉拒体委主任职务时说“我还是更适合下棋”时，他或许没意识到，他设计的这套体系，未来将惠及成千上万的职业棋手。

聂卫平代表了一种可能：在这个国家，顶尖的智力运动从业者可以获得体制保障、社会尊重、历史地位。他的“棋圣”称号固然有时代造英雄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他为后来者开辟了一条路——从此，下棋可以是一份正经职业，棋手可以是有尊严的劳动者。

钟珍代表了一种记忆：在漫长的历史中，绝大多数民间艺人都如他一般，技艺随身，漂泊一生，最终消失在历史尘埃中。他们的传奇留在口耳相传的故事里，他们的绝技或许被后人继承，但他们本人，很少能获得超越时代的礼遇。

围棋界对聂卫平的敬仰是发自内心的，敬仰的不只是他棋盘上的才华，更是他改变了整个行业命运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