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东洋证券杯决赛的第四局，马晓春九段执黑。中盘阶段，他因一招失误，被李昌镐九段敏锐地抓住，原本悬殊的局势立刻发生了倾斜。研究室内，中国代表团一片寂静。电视屏幕上，李昌镐面无表情，像一台精密的机器，每一步棋都下得冷静而准确，最终把微弱的优势转化为胜势。结果，马晓春以1比3败北。这一败并非故事的起点，也远远不是结束。接下来的十年里，马晓春对李昌镐的战绩是6胜25负；常昊对李昌镐则是12胜33负。这个冰冷的数字成了中国围棋界最沉重的烙印。

在那段时期，李昌镐被誉为石佛，成为横亘在中国棋手夺冠路上的一座冰山。他的棋风被称为地铁流和官子死神，与炫目的屠龙术完全不同，更多的是依赖无懈可击的布局、精准的形势判断以及令对手绝望的官子收束。他下棋时，如同在进行一场精密的外科手术：没有令人热血沸腾的奇招，也没有惊天逆转的戏剧性场面，只有冷静到极致的压迫感，从开局便如影随形。马晓春的灵巧飘逸、常昊的厚重均衡，许多天才的闪光，都在李昌镐那堵名为绝对理性的铜墙铁壁前屡屡碰壁。这种失败并非单纯的技不如人，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无力感——你倾尽全力，他却稳如泰山；你露出破绽，他立刻致命一击。因此，恐韩症和李昌镐恐惧症成了当时中国棋手挥之不去的噩梦。每次与李昌镐的对决，棋手们不仅面临盘上的博弈，还要承受外界巨大的期望压力。常昊曾坦言，面对李昌镐时，手会不由自主地发紧，那种窒息感，真实而残酷。

然而，历史的评判从不单纯依赖胜负的数字。巨大的压力往往会催生出强大的反弹。李昌镐这座大山，虽然无情地压制了中国围棋，但也无意间成为了最严苛的磨刀石。马晓春在多次决赛失利后，他的棋风反而得到了锤炼。年轻时，他天赋异禀，但偶尔也有随性失误。在与李昌镐的反复较量中，他被迫让自己的布局更加扎实，中盘的计算更为深刻。1995年，他先后夺得东洋证券杯和富士通杯，虽然那是他棋艺的巅峰，但与李昌镐的屡次对决，何尝不是一次悲壮的修行？正是这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反复较量，让他在技术上达到了极致，并为后来的棋手们树立了技术与意志的标杆——即使无法超越，也要战斗到底。

常昊的历程则更具代表性。从1998年富士通杯决赛首次负于李昌镐，到2005年应氏杯决赛3比1逆袭取胜，这七年堪称他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长征。期间，他经历了无数次差之毫厘的痛苦。但正是这些一次次的被上课经历，让常昊的棋风从厚重走向了坚韧，而他的心理素质也在无数的失败中获得了蜕变。2005年，他在应氏杯上的胜利不仅是他个人的突破，更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它证明了李昌镐并非不可战胜，那层心理的坚冰被打破了。没有此前十余次失败的积累和经验，如何能迎来这次破茧成蝶的胜利呢？

李昌镐的存在，也促使中国围棋进行了一场深刻的反思与自我超越。中国棋手们纷纷研究李昌镐的棋谱，破解他的官子神功成为了训练的核心课题，国家队的训练强度和系统性也在这股压力下逐渐提升。可以说，李昌镐为中国围棋树立了一个必须对标的世界最高标准。在马晓春、常昊、俞斌、周鹤洋等一代抗韩先锋的努力下，尽管胜少负多，但中国围棋的深度与锐度已悄然增长。李昌镐这座孤峰，间接推动了中国围棋群山的崛起。当古力、孔杰等年轻棋手崭露头角时，他们面对李昌镐，虽然依然强大，但已不再是曾经让人绝望的神祇。而当陈耀烨、时越、柯洁和芈昱廷等95后新星崭露头角时，中国围棋在整体实力上终于超越了韩国。柯洁的锐利与李昌镐的沉稳，恰如两代围棋哲学与气质的鲜明对比。而锻造出柯洁这一代棋手的时代熔炉里，必然有李昌镐当年施加的沉重压力。

因此，回顾那段黑暗时光，答案已然清晰。中国围棋的真正转折点，不是某一位救世主的崛起，而是马晓春、常昊等一代棋手，在无望的征途上，用一次次失败的积累，完成了技术与意志的艰难传承与迭代。李昌镐是伟大的对手，他的统治制造了无数的绝望，但正是这些绝望，最终转化为中国围棋崛起的动力。每一次惨痛的失利，都是崛起的种子，它教会我们如何尊重最高标准，逼迫我们自我革命，并在持续的抗争中积蓄力量，最终实现超越。棋盘上的胜负是一时的，但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塑造，却是深远且持久的。那6胜25负、12胜33负的数字，不仅仅是遗憾，它们见证了一段关于如何面对强敌、如何在困境中前行、并最终超越的壮丽史诗。这，或许就是石佛时代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