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轻人中间，“遇事不决问项飙”似乎已成为一句流行语。他提出的“附近”概念，提醒我们要从自己的日常生活、现实处境中汲取力量。

项飙：对“附近”无法述说的人，其实他对世界的述说是很无聊的。

许多人正是在“附近”中，找到了重新掌控生活的可能性。不过与此同时，也有人质疑“附近”正被泛化和滥用。

其实，项飙是在对全球化的反思中逐渐走向“附近”。早在2000年前后，IT经济一片繁荣、全球化倍受推崇时，项飙就通过田野调查，敏锐指出了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剥削与不平等。

项飙曾前后用两年时间（2000—2001），探访澳大利亚、印度、马来西亚约170位印度裔技术劳工。

在《全球“猎身”》中，项飙研究了印度技术劳工如何被“猎身”，这启发他后来进一步为全球化寻找解毒剂，于是才有了关于“把自己作为方法”和“附近”的论述。

可以说，《全球“猎身”》是项飙走向“附近”概念的真正起点，我们今天依旧能从这段经历和研究中大受启发。

从追随理论到关切真实……

项飙的“全球‘猎身’”研究，开始于在牛津大学读博期间，它最初诞生于理论的饥渴和焦虑，诞生于人类学就该研究异域的学术惯例。

因此，项飙最初设想的研究题目紧随西方人类学当时的潮流，他将“流散空间”“跨国身份”等范式作为自己的出发点，试图用后现代的复杂概念框架来理解和描述印度IT人士的跨国生活经验。

海得拉巴的无业IT青年（2001年8月）

但当他真正走入田野，和移民、IT劳工一起生活时，发现自己精心准备的那些“宏大理论”并未真正回应被访者的关切。

调查中，他不断遭遇尴尬和困惑，被访者对抽象的“认同”“流散”等问题兴趣寥寥，而他们最热切讨论、最具体在意的，其实是号称“猎身”的这个劳动力调配过程，因为这和他们息息相关。

印度人办、印度人教、印度人学：悉尼一家劳力行开设的IT培训班（2001年12月）。

这一发现，使项飙意识到，学者不能把工具当作目标、把手段当作归宿，理论焦虑和学科迷信只会让人远离现实。只有真正回到问题现场，把田野对象的真实需求和日常生活作为研究重心，才能获得厚重的经验材料。

于是，他果断舍弃了原有的“流散空间”设想，将研究主题集中在“猎身”机制上。在这个过程中，被访者们甚至会主动跑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也逐渐摆脱了单纯的学科崇拜和理论焦虑。

正如他所说：“我之所以此刻豁然开朗，是因为我又回到了现实，抛弃了学科崇拜，重新让真实问题牵着我走。”

“流散国外”把人类学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文学化或者文本化趋势推向极端，用相当复杂的语言层层缠绕，无穷辩证。我事后体会到，这些研究经常没有什么关怀或者问题。

从田野调查到社会反思……

在进行“全球‘猎身’”研究时，项飙批评当时流行的“平铺式民族志”如同摊大饼——只是在空间上不断扩展田野点，将多个地方的经验简单拼接，却未能揭示深层次的制度结构和社会机制。

这种做法往往沦为现实经验的被动反映，不能帮助我们理解社会的总体结构和关键问题。项飙通过对自身学术经历的反思，提出了“民族志方式的抽象化”这一独特研究方法。

传统的“民族志”要求通过深入田野调查，细致记录和分析特定群体生活与文化，不重视概念化和抽象化。

在项飙看来，真正有价值的民族志研究，应当在长期田野调查和细致经验描述的基础上，追求分析性、解释性与批判性，进而实现对经验的概念抽象。他特别关注“具体”与“总体”的紧张关系：人们的判断往往指向总体，但行动只能在具体场景中展开。

如果只停留在具体层面，难以洞察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变化；如果只追求宏观总体，则容易陷入空洞和僵化。尤其在全球化时代，人与人、地与地之间的联系空前复杂，仅靠“多点民族志”或“景观式民族志”很难揭示社会变迁的真正机理。

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尤为重要。它不仅提供分析社会不平等和权力关系的工具，也帮助研究者跳出文化主义的迷思，关注经济、制度和社会再生产的本质联系。他特别指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正是真实日常社会中的逻辑，反而文化分析有时是研究者所强加的。在接受2008年度安东尼・利兹奖的时候，他对此作了说明：

有人告诉我，民族志一定要往复杂里写，是因为我们的调查对象是复杂的，是充满能动性的。好，假设我是一名“土著”的被调查者。我花了我的时间向你解释种种问题，我想的是知道你怎么想。我不需要你告诉我你的观察是片面的、不确定的，我知道。我也不觉得你们费尽心思让我的文化“站起来说话”有特别的价值。对我来说，我的能动性就在于：我要反思你所作的观察，我要超越日常话语而形成自己的理论，然后要和你对话！当我注意到你其实在为自己写作，而不是在邀请我做评论，我感到我的主体性被否定了。拜托，请不要担心过于清晰、连贯，甚至民族中心主义。请直截了当告诉我你怎么想，我将告诉你我怎么想。（项飚，2009： 26）

这种方法既追求理论的清晰性，也努力保留生活的复杂与矛盾，倡导直截了当的学术对话，让读者和被研究者都能参与进来，共同生成对社会的理解。

认识他人才能认识自我……

项飙在回顾自己这段田野经历时坦言，探索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其实最终带来的是对自我的重新认识。

作为中国人研究印度，他既没有因“外来者”身份获得天然的洞察优势，也难以快速形成整体印象，反而容易因过度敏感而误读某些现象。很多时候，他对偶然发现感到兴奋，后来才明白其中的巧合和偶然。

这一过程教会了他持续反思，意识到个人的知识背景、历史语境乃至身份认同，都会影响自己观察与理解社会的角度。他坦承，自己对中国与印度的研究视角往往会有差别，而正是这种比较和自省，让他对自身社会的问题变得更为敏感，也让研究变得更真诚和开放。

我感觉到在中国案例中，我看到更多的是潜在的发展能力；而在印度案例中则更多地看到控制、剥削和不平等。我对于中国的观察更倾向于进行操作层面上的批判，思考事情可以怎样提高改善（因此是“建设性的”）；而关于印度的视角则更多的是规范层面上的批判（指出事情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甚至是愤世嫉俗的（强调事情不应该或者不可以是什么样的）。

这也促使我们去思考，“附近”并不局限于眼前和熟悉的一切。理解他人是理解自己的前提，而丰富“附近”的意义，也需要我们始终保持对外部世界的敏感和思考。

项飙在悉尼的印度邻居，大部分是IT人士（2001年）。

▼主题图书

△ ，好书购回家

《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

项飚/著 王迪/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以IT产业为例

揭示全球资本控制劳动力与财富的奥秘

关心“附近”，也关心“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