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与官员成为朋友是具有一定合理性和可能性的。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下，记者承担着信息传播、监督等重要职责，官员负责公共事务的管理与决策。当双方秉持着积极、健康、公正的态度时，可以成为朋友。记者通过深入了解官员的工作理念、政策推行等，能更准确地进行报道，促进民众对政务的理解。官员与记者为友，可以及时获得舆论反馈，更好地改进工作。然而，这种朋友关系必须建立在遵守职业道德、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确保公众利益不受损害，新闻的公正性与政务的廉洁性得以保障。

前日写的《他没有落马，但我把他从微信里删了》一文，引起了部分读者的关注和讨论，有读者问：记者怎么可能与官员成为朋友？

这个话题，多年前我就写文章说过。在2020年出版的随笔集里，也有专文表明我个人的看法。今天找出旧文，与诸君分享。

如何与官员打交道、如何能在官员群体中建立较为固定的信息渠道,这恐怕不仅仅是我这个时政记者经常困惑的问题,也是很多其他领域的媒体同行偶尔也会困惑的问题。

最近两年,因为工作关系经常会跟一些官员有接触。有时候在饭桌上,偶尔会谈及一些近期敏感的话题,比如人事变动,比如反腐。一般情况下,饭桌上的话若不是事先说明要报道,我很少会拿出来当作报道素材。至于跟一些官员的私人交往,也从不在网络等公开平台上发布消息。

网络时代,官员们害怕自己成为舆论热点,不希望张扬,被迫很低调。因此,作为一个时政记者,与某些官员的某些交往和关系是不能对外说的。这,是一种分寸,也是一种尺度。

那么,记者是否能与官员成为朋友呢? 2012 年年初,我曾专门写过一篇题为《官员能与记者成为“兄弟”?》的文章,发表在《南方传媒研究》上。当时,我的观点是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有较高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的记者几乎不可能与官员成为朋友。三年后的今天,我依然坚持这么认为。

不能成为朋友,但与官员的交往却不能不继续。虽然不能成为朋友,但与官员打交道过于功利、急于求成,也会适得其反。让他们认识你、了解你,而你也不张扬,等他们想找地方发声时,会首选你。

这里,涉及当“枪”的问题。我并不反对记者当枪,关键在于你获得的信息是否属实,是否有利于公共利益。缺此两点而当枪,将成为职业污点。若信息属实又有利于公共利益,当枪又何妨?

当然,我所服务的媒体一贯有好的社会声誉,也很重要。没有好的平台,很多事情将是另外一番模样。

跟各类官员打交道这些年,在厅长办公室发过火,在公安局长车上吐过酒,与副省长一起在农家吃过饭,被警察当面骂过“小报记者”,在县委大楼被威胁过要报警抓捕,被某地公安查过,被各类官员称兄道弟,甚至有人趁酒醉提过结拜兄弟。来自官员的各种奉承、嘲讽挖苦、事后反悔和否认曾说过的话、语言威胁、造谣中伤等,我都领略过一二。

不管官员是善待记者还是刁难、威胁记者,职业记者与官员对同一问题的态度,总会有异有同。

2009 年的一天,正在一名拆迁官员的办公室里采访。电话响起,是某市委书记的电话。他问我:老弟啊,我们这点事你为什么要追着不放,有什么新闻价值?我说:你是官员,我是记者,我们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不可能达成一致。

当时的报道,让他的升迁延迟了一年多。如今,此公已算一方诸侯（2020年落马）。其实,这几年做监督报道,最想的不是把哪个官员拉下马,更希望与他们有良性的合作,找准矛盾并化解矛盾,为改善民生做点实事。可是,官员里真正想给老白姓做点事情的人少之又少,有些媒体人不得不以摘掉多少官员的帽子作为衡量职业成败的标准之一。

至今还有一些官员偶尔会短信问候,保持着非工作关系的联系,但与他们算不算朋友,真不好说。也还有一两个身在官场的联系者,会私下认同我的部分价值判断。他们,或许能成为真正的朋友,却永不可能以官员的身份与我成为朋友。可惜的是,我永远不能让他的领导和同僚知道他与我的亲近。

与某些官员保持距离,也成了对他们的一种保护。一个爱惜羽毛的职业记者,要有敢说真话的勇气,要有能辨明真伪的智慧,要懂得保护别人,不存私心不谋私利,还要与意气相投的官员保持应有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