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中国科学报》记者 王兆昱

“措手不及！”今年元旦刚过，一纸“不再续聘”通知“传”到了36岁的程欣手中。月末就是春节，程欣本打算和妻儿过个好年，却被催促着务必尽快办完离职手续，清空办公室。

在考核前，他曾多次询问院系相关领导，得到的答案是“无需担心”。因此，他并未着手寻找新的工作，谁知迎来的是冷水浇头。

时间拉回2021年，程欣作为“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获得者，从北京大学毕业。当时，他一共拿到33个工作offer，最终选择入职了这所心仪的985高校。

程欣经历了许多：入职不到一年，为了完成考核，他不得不放弃深耕10年的方向，转向更“热门”、便于发论文的课题。他曾因教学评价高而获得“教学优秀奖”，还带领本科生拿到“挑战杯”国家级一等奖，但这些对考核毫无助力。

近日，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程欣已在新的城市找到新工作。他心情不错，打趣自己都“胖了几斤”。

但过去的经历依然历历在目。程欣提出了一个深埋心中的疑问：学术，到底应该被当成一份功利化考量的工作，还是一份理想追求？

以下是他的讲述：

1、启程

2021年夏天，我从北京大学博士毕业，是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获得者。从硕士到博士，我都跟随同一位导师研究社会科学，围绕同一个主题深入做研究，发表了10余篇论文。

我的导师是一位纯粹的研究型学者，整个师门的氛围是潜心学术的。我博士期间的目标就是毕业后成为大学老师，能够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同时培养学生。

毕业季，我投出200多封邮件，最后拿到了33个offer，其中包括某Top2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一所师范大学的哲学系、承诺给编制的西部某“双一流”大学……

最终，我下定决心入职这所985高校，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导师的建议和我理想主义的想法——当时，师门里还没有同学去往那座城市，我想做个开拓者；其次，引进我的老师很有人格魅力，我感觉遇到了“伯乐”；此外，虽然合同上写的考核时间只有三年，但我得到的口头承诺是“3+3”，即首聘三年后，若考核未完全达标，学校通常会续聘三年。我想，虽然我的方向偏冷门一点，但6年的时间可以去“拼一把”。

刚入职时，想法是很明确的：教学和科研两条腿走路。那时学校还有一条“教学通道”——如果青年教师在论文发表和课题申请上稍有不足，通过教学依然可以评职称、留下来。

在教学方面，我投入了巨大热情，在2023年拿到了“校教学优秀奖”，并带领本科生团队拿到“挑战杯”国家级一等奖，后者在学院是史无前例的。

在科研方面，我做了一个有点痛苦的决定。入职不到一年，我意识到，坚持原有的冷门方向，意味着不可能达到考核要求。正好有一门热门主题课程的老师临近退休，由我接手。为了转换方向，我跟着本科生坐在教室里，认认真真听了那学期的每一堂课。

我们系的氛围很好，领导、同事给了我许多支持和帮助。经人介绍，我结了婚，把所有存款拿来买了房子，并贷款100多万。我和爱人的收入加起来不高，一个人支撑房贷，一个人支撑生活用度，两个人过着普通的小日子。这样“安稳”的生活，已经让我心满意足。

2、变故

2023年，学校的一纸新政彻底堵死了“教学通道”。其规定，副高职称以下的青年教师，原则上不允许再承担课程教学。实际操作是，学校层面直接取消了我们这些不符合职称要求的青年教师授课排课资格。

我并没有太放在心上，毕竟在校工作期间，我发表了多篇论文，手上还有两篇“已录用”的论文。并且2024年临近考核期时，我反复向院系领导确认，得到的回复是“不用担心，老人老办法，原来的3+3承诺依然生效”。在我之前的老师，有些超出了6年合同期的，还根据情况给他们续了一两年，以达到论文发表要求。因此，我天真地以为自己“没问题”，也没有着手去找新的工作。

2024年12月30日，我做工作答辩。次日，学院发布了对我“不再续聘”的决定，这个通知并未送达我本人，只是发布在公告墙上。两天后，我通过他人得知：我失业了。

失业的第一周，整个人都是崩溃的。我还是会习惯性地拿起书，或打开电脑，但又马上意识到，我没有工作了。当时临近春节，没什么找工作的窗口，我在家发呆了整整一个月，还不时收到“尽快办理离职手续、清空办公室”的催促。

收入断了，孩子出生不久，我还面临还房贷、养家的压力。“醒”来之后，我赶紧抓住春季招聘的窗口。最让我难受的是：我失业时，年龄刚满36岁，有很多好机会却将年龄卡在35岁，我无法申请。

与家人反复商量后，我选择了一所南方沿海城市的高校。这所学校的名气没那么大，但考核要求不高，且薪资是之前的两倍多，还为我们一家三口提供了公寓。

妻子安慰我：“100多万的房贷可以慢慢还，就当没来过，好歹还成了个家。”如今，我们已经举家搬迁到新的城市，从头开始。

3、反思

回头再看，我不禁反思：为何在考核制度下，我成了被淘汰的“不合格产品”？

我必须先替学院的领导、同事说句公道话——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无论是工作期间对我的支持，还是找新工作时对我的安慰和帮助。那么，我面临的痛苦究竟来源于哪里呢？

首先，制度存在“不明确地带”且不断变化。我承认，2024年底接受考核时，自己确实没有达到考核要求，即“三年内拿到一个国家级课题（或引进经费至少20万），同时发表至少5篇符合学校要求的期刊论文”。

然而，这些要求是2024年学校的内部文件下发的“新办法”，并未写进我的入职合同，入职时也有“教学通道”和“3+3”的承诺，考核操作是比较“柔和”的。

实际上，一个普通青年教师仅凭“个人”努力，极难甚至绝无可能在三年内达到如此严苛的标准。我和身边的朋友日均工作12~18小时，但大多是“非升即走”的失败者。

我观察发现，高校的人才引进制度已经非常“市场化”了，永远有更年轻、更“卷”的人拿到职称，考核要求水涨船高，没能跟上节奏的“老人”惨遭淘汰。竞争是无情的，许多学校集结大批青年研究人员，学校的排名和论文发表数量大幅提升，但这对青年教师的影响很不好。

其次，论文的发表存在着大片“灰色地带”。作为大学老师，每个星期打开邮箱，都能收到一大堆“代发论文”的邮件，其中期刊的等级被明码标价。

此外，作者的身份职级影响着论文发表。我亲身经历过，一篇论文在投稿时顺利通过审核，马上要发表了，编辑明确告诉我：“找一个正教授挂名，我们马上给你发表。”我当时想了很久，却没舍得，因为那篇论文是我花费很多心血的得意之作。

我们会看到，一位知名学者一年论文的发表量，超过一整所大学。被指出后，这种现象依然没有收敛，反而愈演愈烈。

无论是花钱“买”论文，还是找“大佬”带，都是普通青年教师难以承担的成本。

4、平庸之恶

除了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还想举三个身边朋友的案例。

我的一位师弟，是大家心中永远的痛。他家境普通，幼时父亲去世，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送到北京大学读完博士。博士毕业后，他入职南方一所知名985高校，考核压力很大。2023年，因为长时间伏案工作，师弟突发心梗去世了。

在师弟的葬礼上，同学们发起了捐款。这件事也让我们“心有戚戚焉”。在考核的压力下，连熬几个通宵都是寻常，我们不禁思考：如果哪一天倒下，家人、孩子怎么办？

我的一位女同学，从各方面来说都是符合“非升即走”制度期待的典型。她聪明、勤奋、能力极强，论文发表的篇数和级别都是同龄人之中的佼佼者，在北京一所知名院校任副教授。去年年底，我和她一起参加学术会议，她看起来妆容很不错，但她其实已经连续6年没有睡过一个好觉，精神状态濒临崩溃。她恋爱长跑多年，至今没有敢领证结婚，更别提生娃。

第三个例子，是我一位工科的朋友。他非常优秀，一年能“拼”十余篇高水平论文。但他已经临近40岁，仍然因为压力过大不敢结婚。

大家可能都羡慕大学老师，看起来很光鲜、“不坐班”。但实际上，青年教师的工作时间超额、亚健康率极高、生活保障很弱。我现在不敢去体检，笑称“只要不体检，身体就没事”。

对我们而言，考核的压力、身体的病痛、对未来的担心交织在一起，就像阴影般如影随形。

汉娜·阿伦特曾提出“平庸之恶”的概念，在某些制度下，个体放弃独立思考而选择机械服从，最终推动了事实上的“恶”。在我看来，“非升即走”制度的初衷是好的，对人才流动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现如今已经被“异化”了，变成“唯论文”“唯课题”的结合。许多学校实施它的初衷，已经不是为了“让人留”，而是为了“让人走”：学校要的是能提升排名的论文和课题，而不是人才。

要破除这种“平庸之恶”，就需要我们每个普通人去叩问制度。比如：能否更具有契约精神，在入职时就将考核的条件明确写进合同，此后不再变化？这样清晰透明的合同制对青年教师更为友好。

我更真心希望，制度的设计者能“将枪口抬高半寸”，除了硬性指标之外，能给投入教书育人、研究冷门基础学科的青年教师一些呼吸的空间。

最后，真心给年轻的师弟、师妹们一个建议：学术追求是自己的，但工作有非常现实的指标，一定要将工作和学术理想分开。另外，高校不是象牙塔，教职也只是一份工作，需要评估实际的收获，以及承诺能否兑现，不要将自己的人生变成一场“对赌”。

*文中程欣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