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0月25日电 题：为何把奥地利医生投身中国抗战故事写成小说？

——专访奥地利华人作家、欧洲华文笔会会长方丽娜

中新社记者 韩辉

2025年8月，奥地利华人作家方丽娜的长篇小说《到中国去》在中国出版。该小说基于真实历史事件创作，讲述了二战期间，奥地利犹太裔医生罗生特(雅各布·罗森费尔德，Jakob Rosenfeld)和傅莱(理查德·施泰因，Richard Frey)被纳粹驱逐，在时任中国外交官何凤山的帮助下从维也纳逃往上海，继而奔赴中国各地投身抗战的故事。

为何选择用文学形式呈现这段历史？小说创作过程中，有哪些令人震撼或感动的发现？如何平衡历史真实与小说虚构？两位奥地利医生“到中国去”体现了怎样的国际主义精神？近日，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奥地利华人作家、欧洲华文笔会会长方丽娜，探讨如何用文学笔触唤醒历史记忆。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到中国去》选用“奥地利医生在中国抗战”这一视角，为何选择用文学形式呈现这段历史？

方丽娜：1939年，奥地利犹太裔医生罗生特和傅莱遭纳粹驱逐逃亡中国。罗生特先后在新四军、八路军、东北野战军行医，在担任新四军卫生部顾问期间开办华中卫生学校，为新四军培养了一批医疗人才；傅莱前往晋察冀边区，并率先在中国研制出粗制青霉素，拯救了许多伤病员的生命。《到中国去》这部小说是以历史真相为底色、以文学手法创作而成的非虚构长篇小说，也有专家称它为历史小说。

之所以选择文学形式呈现这段历史，是因为历史本身往往停留于简洁、冷静的叙述，是对人物、事件和结果的忠实记录。而文学则可以通过细腻的描写、情境再现、人物对话及心理刻画，将史料转化为鲜活的人物形象与场景。在历史与文学的拥抱中，那些鲜为人知又可敬可爱的国际人士，得以穿越时光隧道走到读者面前，讲述他们的悲欢、情感、理想与爱恋。

方丽娜基于真实历史人物创作的小说《到中国去》。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据了解，您在小说创作过程中进行了大量调研并走访多地历史纪念馆，其间有哪些发现让您感到震撼或感动？

方丽娜：2010年前后，我在奥地利华文网站上看到了两位人物事迹的片段，产生了浓厚兴趣。为了解更多内容，我查阅了大量文献和书籍，包括《奥地利人在中国》(德语版)、《中国共产党简史》，以及一些欧洲史和世界史的相关著作。此外，我还专门拜访了傅莱的后人，并走访了多处历史纪念馆，通过馆中陈列的文物和老照片，感受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

在阅读史料过程中，有两个细节特别让我感动：一是罗生特在上海开办诊所期间，与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秘密结识。有一天，罗生特向沈其震提出，想要加入新四军。沈其震认为，这样一位温文尔雅的欧洲绅士，怎么可能冒着生命危险到中国的农村去？罗生特则坚定地说：“你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帮助中国人民抗日。不消灭法西斯，大家都没好日子过。我曾在德国人的集中营里遭受过纳粹的折磨，地狱般的生活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不能忍受？”

二是傅莱在延安期间研制青霉素的经历。当时，日军对延安进行大轰炸后，许多年轻伤病员因药品短缺不幸牺牲，傅莱目睹了这一情景。于是，他冒着被敌人炮火轰炸的危险，在极其简陋和恶劣的条件下，义无反顾地开展粗制青霉素的研制工作。经过无数次试验，他终于取得成功。青霉素的显著疗效人所共知，虽只是粗制，却不仅在战时挽救了许多战士和民众的生命，对中国医疗事业的发展也影响深远。

方丽娜在上海犹太纪念馆留影。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平衡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在塑造作品人物形象时，着重表现他们哪些特质？

方丽娜：《到中国去》书中涉及近20位国际人士。历史是骨骼，文学是血肉；历史赋予文学厚重的根基，文学则赋予历史鲜活的生命。

文学是一场想象，但每个细节都必须经得住推敲，所以我每写一步都要查资料，因为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比如，延安窑洞几个口，门前长着什么树，美国记者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跳舞时用什么乐器伴奏，这些都要查的，如果那时根本没有这种乐器，自己杜撰的话，就经不起推敲。

我创作这部小说，不仅为了还原历史，而且是在努力尊重历史脉络的基础上，致力于人性的挖掘和情感的弘扬，以及文化观念交集碰撞下的世象繁杂和人情冷暖。

参观者拍摄上海犹太纪念馆外的浮雕。(资料图)中新社记者 汤彦俊 摄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看待两位奥地利医生从“被迫逃亡”向“主动到中国去”的转变？其中体现了怎样的国际主义精神？

方丽娜：罗生特和傅莱原本只为寻求一条生路，在中国外交官的帮助下，他们得以逃出虎口，来到中国避难。然而，他们并没有安于“避难者”身份，目睹中国人民同样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他们凭借自己的专业技能，毅然投入到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中。

命运之神虽无法掌控，但个体生命却在艰苦卓绝的黄土地上绽放出异彩。当生存危机迫使他们来到中国，他们却发现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同样处于反抗法西斯的战场。于是，“避难”变成了“选择”，“被迫”转化为“主动”。

日本军国主义和纳粹法西斯不是某一个国家的敌人，而是全人类的公敌。中国的抗战不仅关乎自身存亡，也关系到奥地利乃至欧洲未来的命运。正因如此，罗生特和傅莱将医生的职业伦理，扩展为跨越国界与种族的人道主义救助与责任——从“自救”走向“助人”，并进一步升华为“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

这一转变，体现了国际主义精神的核心：在民族与国家界限之上，还存在着人类共同的价值与斗争目标。真正的国际主义，源于对人类共同价值的认同，以及在他国遭遇苦难时勇于伸出援手、共同抗争的勇气。(完)

受访者简介：

方丽娜。受访者供图

方丽娜，奥地利华人作家、欧洲华文笔会会长，《欧华文学选刊》杂志社社长。著有小说集《夜蝴蝶》《蝴蝶飞过的村庄》《留一个机场给你》，散文集《蓝色乡愁》《远方有诗意》。长篇小说《到中国去》获2025首届“郁达夫海外长篇小说奖”。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德语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