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驻法国特派记者 尚凯元 环球时报驻美国、印度特约记者 冯亚仁 米小丫】编者的话：这个秋天，新税收法案成为多国的报道热点和争论焦点。在法国，名为“祖克曼税”的财富税遭到法国首富等多位富豪的强烈批评，唤醒了法国人有关“富人出走潮”的历史记忆。而在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大而美”税收与支出法案一方面被共和党宣传为“工薪阶层的胜利”，另一方面却被不少民众指责为“富人的福音”。在印度，政府推出新一代商品和服务税改革，以此拉动经济增长、减轻百姓税收压力，但改革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仍受到不少质疑。透过税改在这些国家引发的政商辩论，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财富分配议题的复杂性，多国都在此过程中努力尝试达成平衡。

法国首富带头反对“祖克曼税”

法国在经历新一轮政府更迭后，正面临着艰难的2026年预算考验。如何在高企的财政赤字与社会公平诉求之间取得平衡，成为政治辩论的焦点。其中，向超级富人征税的“祖克曼税”方案引起了空前激烈的争论。

加布里埃尔·祖克曼是法国知名税收与不平等问题经济学家，他主张对净财富超过1亿欧元（1欧元约合8.2元人民币）的最富有人群（约1800个纳税家庭）征收每年2%的全球财富税。根据估算，这项税收每年可为法国财政带来150亿至200亿欧元的收入。

“祖克曼税”提议兴起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与经济背景。一方面，法国公共财政赤字连续攀升，债务水平高企；另一方面，财富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法国财政金融管理局今年6月的一份内部简报称，2019年至2024年间，法国的收入结构明显向财产性收入倾斜，这部分收益主要集中在最富裕人群手中。在这种背景下，左翼政党与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让最富裕阶层为国家财政和社会转型承担更多责任，既是经济理性，也是政治正义。

10月1日，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举办了一场轰动全国的经济学家辩论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印度经济学家贾亚蒂·戈什与祖克曼齐聚一堂，围绕“如何对超级富豪征税以重建税收公平”展开讨论，会场内座无虚席。斯蒂格利茨强调，对富豪征收2%税率“非常保守”，法国完全有能力单独率先实施，并引领国际潮流。戈什则呼吁，欧洲应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回白宫、大量国际合作停滞的当下，展现自主行动力，“没有理由让超级富豪的税率低于普通民众”。

税收提议引发企业界激烈抗议。据法国《世界报》披露，法国最大的雇主组织Medef已采取行动，一份14页的内部“动员工具包”在企业界秘密流传，要求各地分会“一对一”游说法国左翼政党社会党议员，强调“祖克曼税”可能“威胁地方企业发展”。法国首富、路威酩轩集团董事长贝尔纳·阿尔诺更是公开抨击祖克曼，称其为“极左激进分子”，指责其“以伪装的学术能力包装摧毁自由经济的意识形态”。

回顾历史，法国在上世纪80年代首次设立“巨额财富税”，后来演变为“财富团结税”。这一税收在实施过程中引发了部分富裕家庭向比利时、瑞士迁居的现象，成为所谓“富人出走潮”。此后，围绕财富税的政治争议不断，在马克龙总统执政初期被废止，转而以不动产税取代。如今，“祖克曼税”的提出再次唤起人们这一历史记忆。马克龙也直言：“如果法国单独对超1亿欧元财富征税，富人会乖乖待在这里被征税吗？”不同的是，本次提案的起征点设定在1亿欧元，针对的是极少数超级富豪；同时，支持者还建议配套“退出税”机制，以防止资本外逃。

在激烈争论中，也有政界人士提出更“务实”的替代方案。比如，已经辞职又获任命的法国总理勒科尔尼提出，仅针对企业部分“非生产性”金融资产征税，预计每年为法国财政带来10亿至15亿欧元的收入。但社会党和左翼议员对此并不认可。社会党第一书记奥利维耶·富尔表示，这一方案“只是维持了原有的税制水平”，无法回应公众对财富再分配的强烈诉求。该党明确表示，如果征收规模无法达到150亿欧元以上，就不足以对社会产生实质影响。

六成美国人认为“大而美”税改“伤害穷人”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7月签署“大而美”税收与支出法案，该立法一方面被认为实现了特朗普竞选期间的部分关键承诺，包括将其第一任期内通过的大规模减税措施永久化，但另一方面它也违反了一项重要的竞选承诺——特朗普曾多次承诺不会触碰医疗补助福利，而该项目为超过7000万名低收入、老年及残疾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障。

据估算，该法案将在未来数年让国债膨胀数万亿美元，削减近1万亿美元的医疗补助、食品援助和其他政府救济项目资金。法案大幅增加国防和边境安全经费，还逐步废止了拜登政府时期推动的清洁能源税收抵免。

共和党当选官员将“大而美”税改法案宣传为“工薪阶层的胜利”，然而最新民调显示，美国公众普遍认为，这一法案实际上是富人的“福音”。根据美联社-NORC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发布的调查，约2/3的美国成年人预计，新税法将让富人受益，而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多是伤害而非帮助。约一半的人表示，该法案对中产阶级及与自己收入相仿的人来说也“弊大于利”。

据《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观察，共和党人目前已经开始投放各种广告，将这项立法描绘为“惠及全体美国人的减税措施”，强调其对小费收入和加班收入的减税政策。然而，民主党方面则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最富有的美国人将是法案的最大受益者。

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25岁单亲妈妈安娜娅·巴罗对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表示，她担心新法案会伤害像她这样的人群。巴罗一边打工一边照顾两个年幼孩子，并攻读学位，她担心日托服务和食品券未来可能更难获得。

伊利诺伊州51岁的养老看护者洛里·尼科尔斯表示，这项立法“对老年人和残疾人士几乎没有好处”。尽管她本人是共和党人，但尼科尔斯没有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投票，而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投票支持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尼科尔斯说：“就税收部分而言，我觉得这只是让富人更富。”

也有一些民众面对着更复杂的局面。在一家国际卡车维修经销商工作的内森·海表示，他认为像他这样的低收入者并不会从法案中获得多少帮助，甚至可能会面临“略微增加”的税负，但他仍选择支持该法案。他解释说，他这样做是因为该法案对小企业有益，而他所供职的小企业是支撑他和家人生活的重要支柱。

印度推行“独立以来最大税改”

“拆开莫迪的排灯节礼物：商品与服务税重启，缓解钱包压力。”今年9月22日，印度《经济时报》报道称，莫迪政府推出的新一代商品与服务税制度（GST 2.0）正式生效，该制度被政府称为“自独立以来的最大税改”，是对8年前商品与服务税法案的“简化更新版本”。报道称，这一法案将使印度家庭日常生活开销降低13%，对于要为本月排灯节进行采购的民众来说可谓是一份“节日大礼包”。

据了解，印度第一代商品与服务税于2017年推出，但8年来，由于税率等级复杂等原因进行过多轮调整，而GST 2.0被视为重要转折点。新税制的最大特点是将税率等级大幅简化，仅分为5%、18%和40%三档。其中，主要日用品、化肥和药品等税率被降至5%及以下，而高档商品、奢侈品的税率被提升至40%。

但是，据《环球时报》驻印度特约记者观察，印度民众对这种税收变化的感受并不深。西塔的丈夫是普通司机，她告诉记者，印度超市和商店中商品价格变化更明显，但大量像她一样的平民更多在“周日集市”上买便宜蔬菜，小摊贩的定价并没有变化，所以家庭生活开销降低幅度不会达到媒体报道的水平。在Blinkit等外卖软件上，记者也没有看到商品价格降低。这可能是因为商家库存中已标价的产品需要时间进行处理，但也有可能因为商家有意减缓对改革的反应速度，试图吞取税改利益。

虽然零售环节变化不大，但一些企业在批发市场上调整价格收效明显。比如印度斯坦联合利华推出肥皂和洗洁剂“超值装”，使其在农村地区销售额增长12%。印度消费品公司ITC则借助低税率扩大了其在北印度的全麦面包和饼干产品销售，不过这也让当地小型工厂和面包店承受压力。

除了日用品，受税改影响最大的产品是汽车。印度汽车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左右，此次税改直接将中小型汽车税率从28%降到18%，高档车、豪华车的税率从28%提升到了40%。有印度人认为，新税法通过“劫富济贫”的方法让更多普通家庭能负担得起汽车，又维持了税收总量稳定。不过，记者的邻居沙尔马博士认为，这一改革未来将带来严重后果——城市里汽车数量更多、交通更混乱、空气污染更严重。在他看来，政府必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才能使城市交通得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印度近42%的劳动力都集中在农业，所以GST 2.0的核心也是降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投入成本，比如拖拉机等农用机械的税率从12%至18%降低到5%，部分种子和灌溉设备甚至调整为免税。这些举措对农民生产生活产生很大影响，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的拖拉机销量创下历史新高，马哈拉施特拉邦和中央邦的小农户开始大量购买化肥。

和以往“唱反调”的做法不同，印度在野党国大党罕见地表示“欢迎税改决定”。不过，国大党通讯事务负责人亚拉姆·拉梅什将税改归功于多年前国大党执政期间就奠定的意向，同时指责执政党印人党的税改“来得太晚，没力度”，调侃GST 2.0充其量是“GST 1.5”。另据印媒估算，税改措施实施初期将造成4800亿卢比（约合54亿美元）的税收损失。

记者和多名印度居民交流后发现，他们大都认为，消费者究竟能否得到政府承诺的税改益处，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这要求政府加强监管，也要求商家自觉遵守规定，而非试图吞取“税改大礼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