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仕忠

不久前，友人相聚在中山大学松涛园。其间，有人提及为太太买包，我不禁想起当年在东京“冲动”为太太买包的往事。

2008年冬天，我在早稻田大学，谷君在东洋文库。之前在国内，他居燕京，我住羊城，相隔五千余里，相聚一次，甚是不易；这次却有两个多月时间，交集在东京湾。谷君与我是同一年上的大学。那是1978年秋天，整个永宁公社就考上了我们两个。

谷君对各家品牌，如数家珍。而我，当时的志趣都在图书馆的戏曲典籍，对品牌实是一无所知，于是谷君就成了我这方面的导师。那天，谷君带我逛日本桥三越百货总店。我们逐层而上，眼前琳琅满目，叹为观止。

到了顶层，又逐层而下，回到一楼，在一个卖包的柜台前停住了脚步。谷君随口点评了这个品牌，我则依然懵懂，只觉那些包包很漂亮，皮质的触觉很是柔和，价钱当然也不菲。

柜台的负责人是一位男士，很有耐心地陪着我们，用日语寒暄，但并不推销。他看出了我们的国籍，问我们因何来日本。听说我在早稻田做访问研究，他惊喜地说：“我也是早稻田毕业的！”于是仿佛变得亲近了许多。我们流连多时，然后挥手作别。

但就在走出柜台的那一刻，我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一直想给太太买一件像样的礼物，都说女生喜欢包包，现在谷君为我作了“背书”，不用担心买错，不如买一个，略表心意。

我一眼看中了那个紫色的包，谷君却十分嘉许黑色那一款。衡量半天，只觉两个款式，各有千秋，谷君力推，我就顺水推舟了。可能因为我买了，触动了谷君的心思，他也忽然下定决心，为他太太挑了一个包。

我们两个大男人，各自拎着一个硕大的包装盒，雄赳赳地迈出三越百货，仿佛是两个越地山民打猎归来，扛着第一次亲手捕获的猎物，期待着带给家人欣喜。

回到住处，静卧床铺，不禁想起往日种种。

我与内子结婚近二十年，从来不曾为她买过一件像样的礼物。1990年11月，落实政策之后，在我旧历生日的那天，我们走到中大西门西侧的新港街道办事处，穿过不同房屋相夹的狭弄，在最里侧那栋旧楼的一楼，领了结婚证。十年后，我太太为公益之事前去咨询街道办，才知道他们即将迁往新址，于是租下这些旧房子，装修后成为“学而优书店”，直到如今。

拿了结婚证到学校房管处，领得一居室的住房。请刚出师的江西小木匠小罗帮忙做了一排书架，一套木沙发，还有衣柜和床；又请云亮和启军两位同学，与我一起铺设了地板胶，就算完成了婚房。但没有婚戒（至今依然），没有婚纱（我一直说要补个婚纱照，却还没有运作），没有婚礼（也没有在老家办）。

元旦那天，业师王季思先生安排门下弟子在南园聚餐。当时罗斯宁师姐刚结婚，也没办婚礼。王先生说：“就算是给斯宁与她先生、仕忠与川妹子办的婚宴吧。”聚餐之费，我们两家之外，自王先生、黄天骥师以下，众人AA制。席间，内子给王先生奉了茶，在长辈的祝福声中，我们完成了别有意味的婚礼。

上世纪90年代初的那几年，我贡献出所有的工资收入，也只够内子安排基本的家用。记得结婚第二年，内子的朋友给了一张松下电视机票，可省下50元，于是我们有了电视机，但花费了我一年的工资。我从来没想过给内子买礼物，而内子也严令禁止我买那些“无用”的东西。

内子当时在花城出版社做编辑，收入比我高许多（我从来没问过是多少）。我们吃饭时，逛街中，她有时会说，她看中了一件衣服，一条丝巾……小心翼翼地问我：“你看可不可以？”——任何时候，只要她提出来，我都是慷慨地说：“好！”毫不吝啬。于是内子就高高兴兴地买、买、买，蹦着跳着，脸上洋溢着喜悦。看着她快乐，我也十分愉悦。内子用她自己的收入，为她自己买下喜欢的东西，又收获了我的慷慨，这就是我们新婚快乐的日子。

1993年9月至1994年6月，我在北大进修。回来时，内子告诉我，经朋友推荐，她在图书批发市场拿下了一个档口，收租已经一周，但她要编《随笔》本期稿子，只好关着。但我三个月的工资已被“关”在店里，我二话没说，次日便前去清扫场地，以求开门大吉。算起来，我是内子书店的第一个员工。我是如此认真投入，让隔壁档口的老板娘很是羡慕，她对内子说：“你那个戴眼镜的马仔很不错！”

其实我只做了不过一旬，就因为急性阑尾炎开刀住了院。不过内子的新事业却是十分红火，很快就成为社科文化类图书在广东的最好分销商，随后又开办了学而优书店，成为南国最好的人文学术书店。她在2004年获得了“首届全国新闻出版业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是其中唯一的民营书业人员。而我则以“陈定方的先生”的身份，结识了许多出版界的朋友。

我十分幸运，在上个世纪90年代经济大潮迎面扑来之时，内子以她的辛苦，让我拥有一张安稳的书桌，可以继续坐我的冷板凳。直到2008年，作为大学教授的我，工资已较为可观，才有能力为内子买包……

思绪及此，觉得那款紫色的包，着实难以割舍。于是次日一早，独自奔赴三越百货，又买下了那唯一的紫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