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著名画家，敦煌艺术研究家。他一生致力于敦煌艺术研究与保护等工作。

可以说，如果没有常书鸿，那很多敦煌艺术品都不会重见天日，更得不到很好的保护，他也被人称作“敦煌的守护神”。

常书鸿

常书鸿自幼喜欢艺术，但他的父亲坚信只有实业才能救国，所以坚决将他送入工业学校去读书。

有意思的是虽然去了工业学校，但常书鸿选择了与绘画有关系的染织专业，并参加了由名画家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丝毫没有阻碍他追求艺术的脚步。

要说常书鸿与敦煌的缘分，还要追溯到1935年，当时他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全书共分六册，约400幅有关敦煌石窟和塑像照片。

这些精美图片深深的吸引了常书鸿，而且令他感到诧异的是，敦煌艺术品在国外已经引起了轰动，可是在国内却鲜有人知。他毅然决定回国投入到敦煌的保护工作中。

写到这就开始写文章的主题了，常书鸿的爱情。

他的原配妻子是陈芝秀，她出生于江南的一个名门望族，家庭条件优越。两人是表兄妹。1925年结为夫妻。

当常书鸿决定回国发展时，陈芝秀是反对的，因为她已经习惯了法国的浪漫，而且陈芝秀是学习雕塑的，在这里她的才华能够施展，但常书鸿坚决回国，经过两人的一番讨论后，决定丈夫先回国，妻子等到女儿常沙娜学业完成之后再回来。

两人先后回国后暂时居住在重庆，在重庆期间，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后来，常书鸿被任命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副主任，陈芝秀带着子女跋山涉水随着丈夫来到了黄土漫天的莫高窟。

来到敦煌后，常书鸿将满腔热血与才华都投入到了敦煌艺术品中，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妻子的关爱。而敦煌的生活对于陈芝秀这个大家闺秀来说是枯燥和乏味的，这里没有电、没有什么娱乐、生活条件也很艰苦。

常书鸿夫妇及女儿常沙娜

恰巧这时常书鸿有一个年轻的学生是陈芝秀的老乡，常书鸿就将学生赵忠清介绍给了妻子。正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赵忠清与陈芝秀在接触中也渐生情愫。

终于，陈芝秀借着外出去检查身体的时候，和赵忠清私奔了。常书鸿得知二人出走的消息后，骑马向玉门方向追去，在途中精疲力竭摔下来，幸亏被玉门油矿的人发现才救了一命。

面对前妻忍受不了艰苦寂寞不辞而别、儿女的哭泣，常书鸿的处境可想而知。

屋漏偏逢连夜雨，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下达了撤销艺术研究所的命令，要知道，他来敦煌时的职务是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副主任，结果研究所撤销了，意味着经费都没有了，这还谈什么研究与保护敦煌艺术品。

但常书鸿仍决定留在当地，坚决不撤。

面对着年幼的儿女，他不得不保持坚强。他一边照顾年幼的孩子，一边继续组织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

当时的常书鸿一面动员同事节食缩衣，一面靠为人画像创收并向内地呼吁捐款的方式筹措经费，正是在他的奔走呼号下，民众开始关注敦煌艺术品，社会人士和机构纷纷捐款，使得研究和保护工作得以继续下去。

可以说常书鸿在敦煌的日子里，所吃的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他对敦煌艺术品的贡献不是我在这写几句话就能概括的。

李承仙

后来，常书鸿与同样在敦煌从事文物研究工作的李承仙结婚，两人的结合是真正的志同道合。解放后，常书鸿历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员、国家文物局顾问。甘肃省文联主席等职务。

晚年的常书鸿还担任浙江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并举办了“常书鸿画展”。可以说，晚年的常书鸿终于功成名就，这时候的他是风光的、幸福的。

常书鸿（左）

再来说说他的前妻，陈芝秀在出走后直接在报纸上刊登离婚，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

后来她又与一位普通工人重组了家庭，晚年的陈芝秀生活凄凉，而且还得不到儿子的原谅，渐生悔意。

她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中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一失足成千古恨”。看着丈夫的风光无限，再看看自己，“一失足成千古恨”这几个字，包含了无限的悔意。

晚年的常书鸿对陈芝秀的出走没有任何恨意，而是充满了些许的自责。他在《九十春秋》中写道：

回想妻子这几年跟我一起遭受的痛苦，在怨恨之后，又感到自己心头袭来的一阵自我谴责……。”